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历来听党安排，派什么做什么”。而作为家长，朱德却对后辈有着严格的要求。他绝不允许孩子们有一点比别人特殊的想法和表现。在他看来，搞特殊化是“万万要不得”的。朱德跟家人约法三章：不准搭乘他使用的汽车；不准亲友相求；不准讲究吃、穿、住、玩。

　　儿子朱琦曾经在战斗中负伤，导致右脚残疾。1948年，当朱琦转业到铁道部门工作时，朱德就嘱咐他：“必须服从组织分配，不要任何特殊照顾。”“你对部队工作比较熟悉，到地方就不同了。你应该到基层去锻炼，从头学起，踏踏实实地干下去才能学会管理工作的经验。”按照朱德的要求，在部队已是团级干部的朱琦分配到了石家庄铁路局后，先是当练习生，后来当火车司炉工和司机，真正从一名普通工人干起来。

　　朱琦严格要求自己，以至于许多和他在一起战斗、工作过多年的同志都不知道他是朱德的儿子。有一次，朱琦刚上班，铁路领导就告诉他，今天开车是执行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一定要完成好。那天，朱琦和机车机组的几个同志精心操作，把列车开得又快又稳，圆满完成了任务。列车到站以后，铁路领导告诉朱琦，首长要接见他，让他赶快去。朱琦没来得及换衣服就去了。到了接待室一看，接见他的是父亲朱德。尽管朱琦穿着司机工作服，两手油污，满脸汗水，但父子相见，格外高兴。朱德握着朱琦的手说：“好！好！你学会了开火车，学到了本领，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当朱琦临走时，无意中看见自己坐过的沙发上留下一块黑印子，很抱歉地笑了。朱德见他那难为情的神情也笑了，忙说：“没关系。”接着，朱德又教育朱琦说：“希望你继续努力学习政治，技术上也要精益求精，不要满足现状，要谦虚谨慎，工作上要踏实认真。”朱琦始终牢记父亲的教导，勤勤恳恳地工作，在铁路部门一直工作到病逝。

　　1954年国庆，按照惯例，党和国家领导人要登上天安门城楼和首都人民一道庆祝节日。战争时期，女儿朱敏一直生活在苏联 ，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尽磨难。这一次她听说朱德要去天安门城楼，就想和他一起去。没想到，朱敏刚一说出这个想法， 朱德就生气了，说她不懂事，庆祝活动是中央的集体活动，怎么能带子女？朱敏委屈极了，她哭着说：“我们在莫斯科时，每年苏联国庆日，斯大林都邀请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上红场观礼台，我在中国倒不能参加自己的国庆节？”朱德一听更加生气， 他说：“你住口，你怎么能这样比较？斯大林请你，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是苏联的客人，那是出于外交礼节，出于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尊重。可现在你是在中国，不是客人。如果要参加国庆活动，你可以去天安门广场，和那里的群众一起联欢。天安门城楼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活动的地方，不是你们去的地方！以前你是孩子，我能带你去，可你现在是大人，是学生的老师，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才对。”说完，就起身走了。

　　中午，朱德从天安门城楼回来，看见朱敏还在生气，就跟她说：“朱敏，我知道你还在生爹爹的气，爹爹也想了，上午对你的态度是严厉了些，你可能觉得委屈。不过，你想了没有，其他普通人家的孩子能去天安门城楼吗？因为爹爹的关系你可以和其他普通人不一样，结果会怎样呢？只会增添你的特权思想。我们是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不是封建王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时代。你要记住一点，你是一个普通的人，和所有普通人一样，要自食其力。爹爹讲的道理，你能明白吗？”

　　这番话，让朱敏意识到一个以前从没有思考过的问题：我们这些中国领导人的子女在社会中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位置？是特殊阶层还是普通阶层？当自己毫不犹豫选择社会普通一员的位置，那么就必须享受普通人的待遇。朱敏从这件事中掂量出了朱德的生活原则和做人准则。此后，她再也没提出过这类要求，在朱德的有生之年她也没有再陪他上过天安门城楼。朱敏后来谈道：“正因为当初爹爹没让我享受特殊的生活，让我和普通人一样生活和工作，才使我今天能拥有普通人幸福的生活和普通人那金子般的平常心。”

　　朱德特别强调，要把子女后辈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而绝不允许自己的子女后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享受特权，因为在他看来，干部子女有了特殊化的思想，就是变质的开始。（左智勇 撰稿 摘自《老一辈革命家和先进模范人物好家风故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