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后汉书·百官志》书影。汉代推行察举制，《后汉书·百官志》应昭注引《汉官仪》提到，汉代察举之人应符合的条件，首先是要“德行高妙”。（资料图片）

　　

　　19世纪末以来，大量简帛文献问世，让我们对战国秦汉史的认识更加丰富。当时人们“书于竹帛”，丝帛昂贵，竹木是更加普及的书写载体。图为尹湾汉墓出土的木牍（图片来源：国家档案局官网）。

　　

　　图为发现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汉代居延木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简牍虽然并称，但两者在形制上有明显的区别。竹简要编连起来，但较大的木牍不编连。一般而言，木牍主要用于公文、律令、私人信件等，而竹简则用于文学作品或篇幅较长的书籍。木牍用于私人信件时，一般长度为一尺，这就是将信件称为尺牍的来历。

　　在纸尚未普及之前，古人“书于竹帛”。19世纪末以来，众多简帛文献出土，令人大开眼界。出土文献可补传世文献之不足，对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基层社会、思想世界有无可取代的价值。本期我们一起来认识尹湾简牍。

　　1 尹湾汉墓出土22种文献，具有巨大学术价值

　　1993年，考古人员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发现了一处墓葬群，共10余座墓葬，当年发掘了其中6座，出土了200余件铜器、铁器、陶器、漆木器、玉器、琉璃器和纺织品。考古人员从墓葬形制、出土的文物判断，墓群所葬时代为西汉中晚期至新莽或东汉初年，故称东海尹湾汉墓。该墓群2013年被评为全国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1993年发掘的墓葬中，6号墓最有价值，墓葬完整，出土文物甚是丰富。其中包括133枚竹简和23枚木牍，共22种文献，所记载文字近四万字，内容极为丰富，共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东海郡行政文书六种：《集簿》《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东海郡属吏设置簿》《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第二类是私人文书八种：《赠钱名籍》《借贷书》《君兄衣物疏》《君兄缯方缇中物疏》《君兄节司小物疏》《无名氏衣物疏》《名谒》《元延二年视事日记》。第三类是术数文献七种。此外，还有一篇汉赋佚篇《神乌傅（赋）》，此文献一经问世，即得到古代文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尹湾简牍反映了西汉末年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它对于秦汉政治史、经济史、官制史、档案史、军事史、数术史、文学史、书法史、文字史、简牍史乃至古籍整理、历史地理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全方位、科学性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2 出土文献记载墓主人曾带病出差大半年

　　尹湾汉墓是一处家族墓地。考古人员判断，6号墓主人姓师，名饶，字君兄，西汉成帝元延年间（公元前12年至前9年）曾担任卒史、法曹、□曹书佐（□表示出土文献中未能确定的字）、功曹史等职务。

　　东海郡属于徐州刺史部，西汉晚期是其最盛时期。据尹湾简牍《集簿》记载，东海郡下辖18个县，18个侯国，2个邑，还有伊芦盐官和下邳铁官，也是县级单位。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东海郡有358414户，1559357人，在西汉103个郡国中户数排第六位，人口数排第七位，而当时户数超过12万就是大郡。东海郡辖境大致相当于今鲁南苏北的临沂市中南部、枣庄市、徐州市东部、连云港市、宿迁市和盐城市的北部地区。

　　师饶在元延二年（前11年）官至功曹史。那么这是个什么官呢？功曹是郡守的属吏，不仅掌握职官选举，甚至也执掌包括上计、武备、钱谷、赋税等大权，虽然品级不高，但是地位非常重要，被视为“郡之极位”，统领诸曹。能成为郡太守的左膀右臂，而且是在如此重要的大郡任职，这不仅说明师饶工作能力强，其品行也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我们可以从简牍中窥见师饶晚年的为官经历和家庭经济情况。

　　《赠钱名籍》中记录墓主师饶生病和死亡后，亲朋好友的赠钱名单及钱两数额，赠钱数从一百到一千不等，多为二百、三百、五百。师饶生病是在永始二年（前15年），死亡是在元延三年（前10年）。在元延元年（前12年）的《借贷书》中，记录了这年三月十六日，师饶向师子夏借贷了“八万”，约定五月末还，虽然师饶在两个月内凑齐了八万还钱，但在借钱时，家庭还是陷入了经济困境。

　　《元延二年视事日记》是师饶在元延二年的工作日志，师饶这一年一半以上的时间在外出差，从正月至七月中旬任卒史，随后连升三级，从七月中旬后到岁末，历任法曹、□曹书佐、功曹史。但仅仅过了一年，师饶就去世了。

　　从上述可以看出，在师饶生命的最后五年里疾病缠身，因一场病需要去借贷，说明其家境并不富裕，同时在元延二年仍长期带病出差，最终因病情恶化，隔年就去世了，在当时应属于“廉士”。

　　3 汉代推行察举制，选拔官员重视孝廉之德

　　师饶在元延二年连升三级，提拔的原因除了工作兢兢业业，还可以归因于他的品行。

　　汉代选官是十分看重官员品行的。汉代实行察举制，“孝廉”是选拔官员的一个重要科目。孝廉原为两个科目，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即各郡国每年察举“孝顺亲长”者一人、“廉能正直”者一人，后孝廉往往连称而融于一科，被举者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儒经的儒生。被举后先到中央任郎官，再经选拔，根据品第结果被任命不同的职位，如地方的县令、长、相，或中央的有关官职。

　　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被推选为孝廉的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第一条考察标准为德行，尤其强调清正廉洁，其次是学问、法令、谋略等方面，体现了汉代以德治国的为政之道居于主导地位。

　　《汉书·武帝纪》说：“孝谓曰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孝和廉都是中国人推崇的道德品质，而且两者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孝经》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对于自己父母的孝敬态度，可以推而广之地用来对待政事，最终也会使个人的事业有所成就，故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崇尚孝道的家族多出廉吏，所以孝跟廉被认为是一种必然联系。

　　汉代地方官吏、朝廷公卿，有不少是孝廉出身，在当时形成了“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的良好社会风尚，发挥了成风化人、移风易俗的积极作用，对汉代政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尹湾简牍中的《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是一份很难得的材料，对东海郡长吏情况作了统计，包括吏员现任职、原籍、姓名、原职及任用原因等信息。

　　这145人所记任用原因有六个类型：一是以功迁，即考核过关、工作年限积累到一定程度而升职，此种类型最多，明确记载者66人；二是以察举迁，包括以廉迁、以孝廉迁、以举秀才迁（即优异之才）、以举方正除（即品德高尚、敢于谏言之人），明确记载者21人；三是以捕斩盗贼或亡徒或不道者除，明确记载者11人；四是以请诏除，即因为请求皇帝批准被应允而任命，明确记载者5人；五是以军吏、国人（指诸侯王国之人）补，明确记载者3人；六是其他，明确记载者6人。《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印证了举孝廉是西汉时期官员上升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汉代选拔官吏和任用升迁的清流正途。

　　4 出土文献呈现传世文献未能记录的制度史细节

　　西汉中央政府每年会颁发给基层吏员用来记录本年干支历日的历谱，师饶在历谱上面的空白处记录下当天公务和住宿情况，6号墓出土的竹简《元延二年视事日记》恰好有这年师饶所记录的历谱，详细记载了其本人任东海郡吏的日常工作情况。

　　师饶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是居府办公，二是出差。师饶居府办公的天数为87天，约占全年天数的四分之一，具体工作内容是例行公事，办理日常公务。简文中反映较多的是师饶出差的情况，在元延二年，他一共出差了16次，总计161天，几乎占据全年一半时间，所以师饶住宿地点也较多。

　　在354条日记中，除去空白简、遗失简、字迹不清的，共有180条记录当天行事简文，其中有125条记载了住宿地点，包括官府住宅和私人住宅。当时规定官员们平时办公、住宿都在官署，只有休假时才能回到自己的家里；各级长官的属吏，也必须在官署居住，如发现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汉简中，多有检查烽燧戍所吏卒不在署并给予审问的记载。因此，《元延二年视事日记》中师饶把记录住宿地点当做最为重要的内容，借以备忘、备查，以防将来在考核中出现问题而没有凭据，这也说明早在西汉时期就重视官员的事项报备工作。

　　上文中的《元延二年视事日记》是记录墓主人师饶的工作和生活的私人文书，此外尹湾简牍中的官方行政文书，详细记录了当时东海郡行政建制、吏员设置、人口户数、田亩赋税和行政开支等方面情况，为先秦两汉时期的人事档案制度的研究提供了详实史料。

　　《东海郡吏员簿》统计了东海郡郡级、县级、盐官、铁官所设的吏员及长吏之俸禄，印证、补充和订正《汉书》《后汉书》关于官职的记载。

　　《东海郡属吏设置簿》记载了东海郡属吏的设置情况，包括人员总数、定员编制、赢员（超编）情况，以及属吏的设置情况。

　　《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木牍是东海郡下辖的长吏不在署、未到官人员的统计簿籍，每条包含官职、姓名、不在署或未到官的原因等信息，应是一年内的情况，但具体是哪年的不得而知。

　　长吏不在岗原因有以下几个：一是徭役，即在外负责组织徭役，有13人，包括输钱都内（运送赋税到位于长安的国库）、送罚戍上谷（送被罚戍边的人去上谷郡，郡治在今河北怀来县东南）、上邑计（向京师呈报一年的行政成绩）等；二是告，即官吏休假，有6人；三是宁，即亲人去世守丧，有6人；四是缺，其中包括死的7人，免职的3人，共10人；五是有劾，即被起诉，有2人；六是未到官，可能是新官上任，还未到任上，有6人。这片木牍进一步说明了师饶在《元延二年视事日记》中，要尽可能将自己出差在外的行踪详细记录在案以备查。西汉明确专职吏员分类统计上述具体信息，强化对官员的日常管理，确保考核与选拔官吏有理有据。

　　尹湾简牍的发现，充实了汉代制度史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人事档案制度、察举迁转制度和日常管理制度都较为完善，使我们能够深入了解传世文献未载的制度运行细节，正是在一个个生动的细节中，我们能够看到当时人们对于廉洁品质的重视。

　　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应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崇德尚廉、持廉守正等廉洁文化的精华，融入到党员干部的政德教育中，不断提升廉洁从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的思想觉悟，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启智润心方面的作用，真正让清白自守内化于心、化外于行。（尚修竹 赵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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