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形成了一次科学家归国潮，钱伟长1946年归国，彭桓武1947年归国，邓稼先1950年归国，钱学森1955年归国，王承书1956年归国……在这一批归国科学家中，有多人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们是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开拓者、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

　　这批科学家出生在动荡的年代，少年时代便树立起救国救民的人生理想，青年时期大都在西方国家进行学习，学业完成后绝大多数人获得了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在祖国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毅然放弃了舒适的个人生活和可能荣登最高科学殿堂的机会，回到祖国。他们身上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君子人格在他们身上得以继承发扬。这种人格就是把个人的发展与群体发展结合在一起，在社会、国家、民族发展中实现自我价值。

　　君子喻于义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出自《论语·里仁篇》。喻，意思是通晓，明白。君子懂得的是道义，小人懂得的是利益。一个人做事如果首先考虑的是“义”，他就是君子，若首先考虑的是“利”，他就是小人。君子做事，以义为准则，只问此事当做不当做；小人做事，以利为准则，总是计较做此事对自己有多大的好处。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彭桓武，一生获奖无数，他却淡泊名利，对于各种头衔并不看重。晚年，他把所有奖金悉数捐出，用以帮助那些早期在核工业研究中健康受到损害的同志，没有给自己的亲人留下哪怕是很少的一部分。他晚年自己买菜，自己学习做饭，始终没有请保姆照料自己的生活。闲暇时，他喜欢一个人去香山樱桃沟游玩，每次都乘公共汽车前往，坚决不坐研究所的汽车。他说，“坐小车就不去了”。

　　1947年，彭桓武回国时，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他回答，“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义”与“利”，对彭桓武来说不构成一道选择题，因为“君子义以为上”是他唯一的答案。

　　君子坦荡荡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出自《论语·述而篇》，意思是君子心地平坦宽广，小人却经常局促忧愁。坦荡荡就是心地光明磊落，没有不可告人的污浊之事，所以心安理得。君子立志远大，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勇于承担责任，不屑于在个人小圈子里打转，而要在为国、为民、为天下的事业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君子一要敢于担当，二要能够担当。

　　王承书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女功臣”，她的学生诸葛福在一篇文章中讲到过这样一件事：1974年，大型扩散机的关键部件之一——动密封通过了单台试验，性能良好。国防科工委和二机部主要领导来研究院召开会议，商讨下一步的定型问题。在会上，汇报人夸大了动密封的成绩，会议讨论呈现出可以定型的氛围。科技人员虽有不同意见，但没人发言。此时，王承书本着实事求是、对国家负责的态度，大胆地提出异议。她请求上级再给半年时间，进行扩大试验再做定论。王承书的意见言之有理，与会者和上级主管部门表示赞同。后来，经多次扩大试验，证实动密封确实不具备工业生产条件，王承书用自己的科学精神和担当精神为国家避免了损失。

　　君子不器

　　“君子不器”出自《论语·为政篇》，这句话直译是君子不像器皿一般，只有一定的用途。孔子主张人的智慧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君子博学多识，能力往往是多方面的，能胜任多方面的工作，而不是只能做某一方面的事情，这就是“君子不器”。

　　我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的一生堪称传奇。他一生学过十几个专业，科研生涯涉足几十个行业，在多个领域均取得了重大成就，是一位罕见的通才。钱伟长对国家兴亡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曾经说过：“我没有专业，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钱伟长以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为导向，善于解决实际问题，被称为“万能科学家”。他的一生体现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韧品格和“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乐观态度，是“君子不器”的典型代表。

　　君子和而不同

　　“君子和而不同”出自《论语·子路篇》，君子以“和”为准则，追求人与人的和谐融洽，但不会盲从附和；小人则相反，虽处处盲从附和，但实际并不讲求真正的和谐贯通。在孔子看来，在与他人相处时，如果能做到“和而不同”，那就是君子。君子可以容纳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即使对于与自己意见相左者，也能与之和谐相处。

　　《钱学森书信》一书收录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55年至2000年之间给1000多人写的3331封信。其中有一封1986年1月8日写给科学普及出版社编辑部的信，信中说到该社出版的一本《茅以升文集》中，有茅以升在1961年写的一篇文章：《先掌握技术后学基础理论是错误的吗？——对〈科学技术工作的基本训练〉一文的商榷》。钱学森说：“茅老当时说的就是我写的那篇东西。”他建议：“《茅以升文集》第二次印刷时，最好能指明茅老评议的东西是我写的，我应负文责……我想这种文风也是合乎茅老提倡的科技工作者道德规范的。”科学的目的本就是追求真理，钱学森和茅以升在学术上的不同观点，丝毫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出自《周易》，意思是君子应当如天一般自强努力，无有止息；君子应当如地一般宽厚仁德，承载万物。这两句话集中体现了《周易》的精髓，告诉我们自强和包容的品质，是君子的立身处世之道。张岱年认为这两句话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涵的最佳概括。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长杜祥琬评价邓稼先说：他是作为我们的一种精神的榜样。这一辈人的精神要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的奋斗精神。

　　1985年7月，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而当时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处在关键的发展阶段，这令他心急如焚。他躲过医护人员，挂着引流瓶，拖着虚弱的身体，挤上公共汽车，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就在去世前3个月，邓稼先忍着剧痛和于敏给党中央写了一份有关核武器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建议书，这份建议书是在邓稼先一边化疗、一边由夫人许鹿希不停地擦拭满头虚汗的痛苦状况下写就的。1986年完稿后，邓稼先让许鹿希立即把建议书交给有关领导，他只说了一句话：这比你的生命还重要。

　　邓稼先去世前，杨振宁去医院看望他，问：“听说你搞核武器只得了10块钱奖金？”邓稼先说：“不对，我得了20块钱，原子弹10块钱，氢弹10块钱。”许鹿希曾对杨振宁说，中国研究核武器费用比外国人少很多。杨振宁说，若算上科学家的生命，计算结果就不一样了。为了中国的核事业，邓稼先还预支了自己的来生，他曾说过，“如果有来生，我还选择中国。”

　　费孝通认为，现代化应当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文化建设就是树立国人的文化自省，培养人文精神。文化建设最终是人格建设。君子人格虽然是儒家所倡导的观念，但是建立在儒家大同思想的基础上，根植于时代，它又具有与时俱进的本色。

　　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归国科学家的专业知识正是建设新中国所急需的。他们回国后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投身科研实践，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农业发展、医药卫生、航天、核物理等事业发展献计献策，在重大项目中担负主要任务，在他们的刻苦钻研和锐意创新下，新中国科技事业得到快速发展。他们坚守学术操守和道德理念，把学问和人格融合在一起，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统一起来，把自己的梦想融入祖国建设的壮阔奋斗之中。在他们的科学之路上，闪耀着君子之道的光芒。（张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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