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藏书楼大多称“阁”。收藏《四库全书》的七阁，其命名有统一的构思，第一个字均为“文”，第二个字基本上是水字旁的字，因为典籍最怕遇火。

　　新近落成的中国国家版本馆总分馆的命名也遵循这一传统。值得注意的是，版本馆不仅收藏典籍，古今中外凡是留有中华文明印记的载体都是版本资源，都在其收藏之列。

　　中国国家版本馆新近落成。中国之为文献大国，不仅因为历代作家笔耕不辍，也在于历代收藏机构接力保管文献，将文明的种子保存与传承。文献要在漫长时光中经历重重考验才能免于消失的命运，每一册保留至今的典籍，都是中华文明坚韧品格的脚注。

　　天禄石渠、麒麟兰台，这些世代相传的美丽名字属于藏书楼

　　在书于竹帛的年代，普通人拥有藏书是很困难的，当时的藏书重心在官府，一些学富五车的大学者也拥有不少藏书。汉代官府的藏书机构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一项影响是它们的名字已成为典故。西汉在长安的未央宫中设立了天禄阁、石渠阁、麒麟阁等藏书机构，清朝乾隆年间，曾在昭仁殿列架收藏宋元明善本，乾隆据汉代宫中藏书天禄阁故事，题匾“天禄琳琅”；又将宫廷收藏的历代名家书画作品撰写提要，编成《石渠宝笈》。

　　汉代还设立了兰台，说到兰台，它与御史有密切的关系。《汉书》记载：御史台长官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有两位辅佐之丞，其一为御史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因为有这一层关系，御史台得到了兰台这个别称。兰台一词在历史上的含义十分复杂，可指御史台，可指秘书省，其泛指宫廷藏书之所的含义也很普遍，而且历久不衰。兰台乃西汉始建，东汉仍设，东汉尤其推崇儒学，天下儒者不断献书，“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位于洛阳南宫的东观也是一处官府藏书之所，因为大学者蔡邕等人曾在东观工作过，后世亦负盛名。

　　提到蔡邕，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位大学者，也是一位家藏万卷书籍的藏书家，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而更加罕见的是他对于藏书的态度。东汉末年曾将都城从洛阳西迁至长安，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蔡邕在长安见到了一个叫王粲的少年，他听说王粲已在门外，激动地连鞋都穿倒了，他对于这位“容状短小”却才华出众的少年很是喜欢，表示要将自己的藏书都给他，“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后来蔡邕果然“载数车与粲”。

　　蔡邕之女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才女蔡文姬，她的经历十分坎坷，在东汉末年曾被匈奴劫去，日日思归。将她赎回的曹操曾过问其家中藏书：“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蔡文姬怅然回答：“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从四千卷到四百篇，可见书籍保存之不易，我们常能见到古人读书能过目不忘的记载，它未必真实说明古人记忆力就比今人好，却可显示古人得书远比今人更为困难，因而一有机会就沉浸在书中，希望永久保存下书籍中的知识。

　　蔡邕曾在东观校书，得以读到别人所无法接触的宫廷藏书，加以自己的丰富藏书，这为其成为大学者奠定了基础。蔡邕还参与完成了一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前文提到东汉推崇儒学，对经典的研习成为社会风尚，经典乃先贤之言，字句只有保持原样，才能准确领悟经典的意涵，而在蔡邕生活的时代，印刷术尚未发明，抄书是获得经典的唯一途径，“手民之误”不仅难以避免，甚至可能代代相传。有鉴于此，蔡邕等人奏请校订儒家经典文字获同意，熹平四年（175年），校订结果通过刻写在石碑上并将石碑立于洛阳太学前的方式呈现，这便是历史上的《熹平石经》，它给当时的儒者提供了一个学习经典的最权威的版本。尽管后世纸张盛行，但刻立石经的行为延续到了清朝，大概因为石之坚固象征经典之永恒。

　　官府私家、书院寺观，中国古代的藏书机构多种多样

　　不论对于哪家藏书机构，书籍的传承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蔡邕将藏书留给才华横溢的后辈，后世有不少藏书家效仿蔡邕故事，他们忍痛割爱，将毕生心血聚集起的藏书献给了别人，但其实他们让自己的心爱之物发挥了更大的价值。

　　宋朝有一位叫晁公武的藏书家，他因著有《郡斋读书志》而闻名，这部著作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解题的私家藏书目录”，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郡斋读书志》中收录的一些书籍已经亡佚，要了解其作者、内容等信息就必须参考《郡斋读书志》。晁公武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他自述到他这一辈，“以翰墨显者七世，故家多书”，然而经历战乱之世，到晁公武时家中藏书已经所剩无几，竟出现了无书可读的情况。

　　幸运的是，晁公武遇到了井度。两宋之交，晁公武携家眷到四川避乱，在这里他结识了四川转运副使井度，说起来井度是晁公武的上司。四川在当时不仅是雕版印刷业的一个中心，而且社会环境较为安定，多有稀见版本流传，爱书成痴的井度用心搜求，“历十余年，所有甚富”，卸任之后，他将藏书运至庐山。井度在其生命即将结束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藏书，可惜他的子孙尚幼弱，无法继承藏书，“若其心爱名，则为贵者所有；若其心为利，则为富者所有，恐不能保也”，他决定将藏书交付晁公武，若日后他的后代有好学之士，请将藏书交回，不然可自取之。晁公武获得这批藏书后，加上自己所有的，除去重复，得24500多卷，在工作之余，他对藏书进行了整理，一一撰写提要，成就了《郡斋读书志》。

　　晁公武所处的宋代，书籍的载体早已变成了纸张，而印刷术的推广让书籍的获得更为容易，科举取士规模的扩大让社会读书风气更加浓厚。这一时代见证了各种藏书机构的壮大，连寺观也不例外。书院也是在这一时代兴起的，并成为重要的藏书机构。名闻天下的书院，不仅是师资力量最好的书院，也是藏书丰富的书院。南宋朱熹曾执掌江西的白鹿洞书院，这座藏在庐山中的书院是“四大书院”之一。朱熹除了在这里讲学外，还规划了藏书楼——云章阁。朱熹为充实书院藏书多方奔走，除了购买之外，也有其他途径。朱熹曾为书院“换”来了《汉书》，他为江西一位叫刘靖之的儒者写传记，其子刘仁季将“先人所藏《汉书》四十四通为谢”，当时白鹿洞书院新成，朱熹将此书送到书院收藏，“以备学者看读”。在白鹿洞书院的办学历程中，接受捐赠书籍始终是充实藏书的重要途径，一项统计显示，清代地方官员向白鹿洞书院赠书129种1600余册，张伯行曾赠书66种。

　　宋代以降，朝廷会向重点书院赐书，而书院本身也刻书，如元代杭州的西湖书院就以刻书规模庞大而著称。这家书院建立在南宋国子监的基础上，继承了南宋国子监二十余万块书版，元朝对这批书版进行了补刻，又新刻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大部头著作。书院是理学传播的重镇，不同时代、不同派别的理学家对于一部经典的诠释有所不同，不同的诠释即意味着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的保存与传播，是思想的魅力所在，也是文明的活力所在。

　　天一生水、藏之名山，在山水之中营建保存文明种子的基因库

　　中国人有敬惜字纸、爱护书籍的传统。对于费尽心力收集到的藏书，更是细心呵护，不论公私机构，都有严格的藏书管理制度。如清朝安徽芜湖的中江书院，建尊经阁为自己的藏书楼，有专人管理，所藏书籍加盖印章，“以昭信守”。尊经阁楼下设置了桌椅，“欲观书或钞书者，只准在此阅钞，限至迟十日必缴还。一概不许携带出院，违者议罚”，藏书规条的这一款后还特别标注“无论官署、世家，皆不得徇情面”。

　　宁波天一阁的藏书制度与之相比，不仅不循外人情面，就是对自家人而言也是不近人情。天一阁是由明代藏书家范钦创建的，为了让藏书永续传承，他要求子孙后代“代不分书，书不出阁”，不仅外人难以入阁阅览藏书，自家人也不能随意出入天一阁，为此制定了“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等严格规定。天一阁鼎盛时藏书达五千余部七万余卷，在近代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失，但留存至今者仍为数不少。这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天一阁收藏了一批孤本秘籍，如1999年在天一阁发现了北宋的《天圣令》，有力推动了中国法制史的研究。

　　天一阁也许是中国古代最知名的藏书楼。清朝乾隆年间编修了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书成之后分别收藏于紫禁城中的文渊阁、圆明园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中的文津阁、沈阳故宫中的文溯阁及杭州文澜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四库七阁是仿天一阁设计建成的。

　　藏书最怕遇到祝融之灾，古人在设计藏书楼时首要考虑的就是如何防火。以北京故宫中的文渊阁为例，阁前有水池，引内金水河水流入，阁从外观上看分两层，实则有三层，面阔六间，这是借鉴天一阁的设计，古人认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文渊阁以黑色琉璃铺顶，因为黑色在五行之中代表水。古人不仅在实际层面也在象征层面考虑藏书楼如何防火，甚至在为藏书楼命名时也多用带水的字，可见其用心良苦。

　　新近落成的中国国家版本馆亦遵循这样的传统，位于北京的总馆名为文瀚阁、西安分馆名为文济阁、杭州分馆名为文润阁、广州分馆名为文沁阁。中国国家版本馆总分馆的选址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依山而建，文瀚阁坐落在燕山下，文济阁背靠圭峰山，文沁阁选址凤凰山麓。

　　中国人有“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信念，将著书立说视之为“名山事业”。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表露自己忍受人生巨大的痛苦与耻辱，也要完成《史记》的写作，成一家之言，希望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真正令人悔恨的是文明的成果被无情的岁月吞噬，先贤的思想失去了隔代的知音。将中华文明的种子藏之名山，便是延续了中华文明的命脉。（陈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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