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代衢州名士袁采(约1140-1195年)所撰的《袁氏世范》，是一部独到的以“俗训”为务的人世伦理教化著作，被誉为“《颜氏家训》之亚”。

　　袁采，字君载，南宋西安县人(今衢州市区)。他的生平事迹除见载于地方志外，仅见于同时代人杨万里荐举袁采等四人政绩的奏状和朱熹《与漕司札子》。他早年做过太学生，是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在萍乡县任主簿后，辗转于浙江乐清、福建政和、江西婺源(当时属于徽州)三县等地担任知县，最终官至监登闻鼓院。他任职时，致力于清明吏治，施政勤勉。明清以来的乐清、政和县志都对其褒扬有加。杨万里奉命调查官员政绩时，特别提到时任徽州婺源县知县的袁采，称赞他“三衢儒先，州里称贤，励操坚正，砥行清苦，三作壮县，皆腾最声”，三任知县时都蜚声乡里，特别是到婺源以后改革弊政，“自是诸邑之民，皆得安堵”。

　　以治家格言为主体的这本《袁氏世范》可谓是将施政之经验与牧民之体会结合的难得佳作，并得以流传于世。《四库全书提要》曰：“其书于立身处世之道反复详尽，所以砥砺末俗者极为笃挚，明白切要览者易知易从，固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也。”成书以来700多年间多次刊布，在西方汉学界也引起重视，并有译本。

　　《袁氏世范》的读者设定与以南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和北宋司马光《温公家范》为代表的家训类著作不同，以平实而明白的语句，浅显而直率地论述。袁采希望“田夫野老，幽闺妇女，皆晓然于心目间”。这部书起初想的名字是“俗训”，以论“世俗事”，内容超过一般家训的范围。但作者同僚刘镇(1110-1165年)读罢，称赞其“岂唯可以施之乐清，达诸四海可也；岂唯可以行之一时，垂诸后世可也”，于是在代序中名之为“世范”，其刊行时间据袁采本人后序所述，为1190年(绍熙元年)。

　　居官居家本一理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时，则不至干请把持，而挠时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时，则不至很愎暴恣，而贻人怨。不能回思者，皆是也。”

　　“居官当如居家，必有顾藉；居家当如居官，必有纲纪。”

　　这两段话是本书第二卷“处己”的中心段落，后人识语所用重复的标题可谓是“反复丁宁”。在南宋时代，士大夫往往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或居家省亲，或任职于各地，寄居乡里和在任上时，听取的消息不同，面临的人际关系不同，对自己操行的要求却是相同的。一方面，在乡里应当注意自己的官员身份，决不能因自己的权势而跋扈，另一方面，在任上应当勤勉克己，决不能因为自己的权力而结党营私。特别注意的是，无论是在乡里还是任上，都要反思自己在不同场合的行为，以自我约束。

　　“士大夫相见，往往多言某县民淳，某县民顽，及询其所以然，乃谓见任官脏污狼藉，乡民吞声饮气而不可言，则为淳；乡民列其恶而诉之州郡监司，则为顽。此其得顽之名，岂不枉哉？”

　　世风如何，是人们常常议论的话题。自古以来，对各地不同乡俗的评价不绝于耳。袁采这段简短的叙述，概括了士大夫之间乡俗评价的要害之处。无论是民风淳朴，还是民风顽劣的议论，其实都来自于官民互动之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官有科付之弊

　　“大凡居官莅事，不可不仔细，猾吏奸民尤当深察。若轻信吏人，则彼受乡民遗赂，百般撰造，以曲为直，从而断决，岂不枉哉？间有子弟为官，懵然不晓事理者，又有与吏同贪，虽知其是否而妄决者，乡民冤抑莫伸，仕宦多无后者以此。”

　　为官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当地形形色色的势力以各种方式结交相关人员，以求好处，这就为裙带关系提供了发展空间。有时家人子弟也卷入了这样的裙带关系网络，和中下层官员一起违法乱纪，胡作非为。为官者即使发现，自己想保持清白，就十分困难了。

　　《袁氏世范》所表现的不仅是一位勤勉于治理、关心民间疾苦的地方官员从政、治家的经验总结，更是一位希望把中华传统文教从士大夫阶层逐渐推广到山野村夫、妇孺乡鄙的教育家。如今，诸如“小人当敬远”“党人不善知自警”“厚于责己而薄责人”等早已成为世人做官、交友、治事的至理名言。

　　(衢州市纪委市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