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和万事兴”。朱德出生、成长在一个大家庭，对于家庭责任感十分看重。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家十几口人共同生活，和睦相处，这些都得益于长期以来朱德率先垂范的敬老爱幼的家风。

　　对于祖辈，朱德极其尊敬。祖母“事无巨细，皆躬自纪理无遗绪”“内治殊谨严，令子侄皆以力事事”的治家之道深深地影响了朱德。1918年6月，祖母90寿诞，军务缠身的朱德不能回乡拜寿，便邀泸州各界人士赠诗文以庆祝。12月，祖母去世，朱德将吊唁的诗文及之前祝寿之文汇编成《朱母潘太夫人荣哀录》，记录并传承祖母之遗风。

　　对于父辈，朱德始终挂念，竭力尽孝。1919年秋，朱德将全家二十几口人接至泸州生活居住。后来到了云南，家里的“叔叔们经常有人来，来了就给三百五百带回去。”1937年，为革命与家人失联十年的朱德终于打听到了生母与养母的境况，身无分文的他寄信前妻陈玉珍，希望她“将南溪书籍全卖及产业卖去一部，接济两母千元以内，至少四百元以上的款，以终余年”。但陈玉珍此时也身无分文，难以为继。无奈，朱德给同乡好友戴与龄写信，“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二百元中币速寄家中”。1944年2月，朱德生母钟太夫人病逝。3月，朱德得到消息，十分沉痛。康克清回忆道：“他给我看了家乡的来信，好半天没有说一句话。”过了好久，他才轻轻地对康克清谈到他母亲的一生和对他的影响。此后，为悼念母亲，他一个月没有刮胡子。4月5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情真意切的《母亲的回忆》一文，将对母亲的思念、感恩和不舍描写得淋漓尽致，并且将对母亲的孝升华到对党、国家、民族的孝。他写道：“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

　　对于后辈，朱德关怀备至，但是这种关怀却并非溺爱，是为了引领他们走上正道。1937年9月5日，朱德在给家人的一封书信中问，“理书(朱德二哥之子)、尚书(朱德大哥之子)、宝书(朱德之子朱琦)等在何处？”“如理书等可到前线上来看我，也可以送他们读书。”在9月27日的信中，他进一步问到几个子侄的情况，并希望家人“设法培养他们上革命战线，决不要误此光阴。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针对家人希望能投靠朱德的想法，朱德表示：“以后不宜花去无用之钱来看我，除了能作战报国的人外均不宜来。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11月6日，朱德又致信家人，希望家人们“独立自主地过活，切不要依赖我”。

　　虽然朱德对于家人的严苛近乎“绝情”，但他却从未忘记他们。新中国成立后，朱德让兄弟姐妹各家送一个孩子来北京上学，所有费用全部由他承担。同时，朱德还将自己的孙辈们接过来一起生活。与儿时一样，他的家又变成了一个大家庭，总其十几口人。平时，孩子们在学校学习，到周末都从各自的学校回到朱德的家中。这么多人，最多的时候吃饭要开三桌，床上睡不下就打地铺。虽然朱德的工资不低，但是抚养这么多孩子，学费、生活费、交通费，还有每周回家的伙食费等等，一个月下来就所剩无几了。这让朱德的生活压力陡增，但他始终没有公开自己的困难，还多次主动要求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给自己降薪。

　　为了能渡过难关，他还自己开垦了一块地种菜，带着孩子们拿着锄头、铁锹、盆、桶去劳动，自己动手解决粮食难题。在他的抚养下，这些孩子都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新中国建设中急需的人才，在各行各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朱德认为，共产党人和其他人一样，都应遵循养亲教子的古训。（左智勇 撰稿 摘自《老一辈革命家和先进模范人物好家风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