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党内最为德高望重的革命者之一，谢觉哉不仅自己一生高风亮节、清廉奉公，而且严格要求家乡亲友特别是后辈子女，始终坚持公私分明、正直本分的良好家风。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曾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在湖南老家务农的子女、亲属听说山沟里出了大官，想凭借谢觉哉的“官位”谋求一些特殊照顾，解决调动工作和改善生活待遇等问题。1950年1月，谢觉哉知道亲属们的想法后特地写信回家，明确拒绝了亲属的各种请托。信中说：“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有诗一首：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谢觉哉家书中的“焦官”，在湖南方言中意为不挣钱的官，与“肥差”的含义正相反；信中提到的周老官是谢家同村的一位长工，村里一有急事难事，家家户户都愿意找他帮忙，在村中以勤恳老实闻名。1951年5月25日，谢觉哉再次写信给孩子们，指出那种“想出去依靠人”、靠关系、搞特殊的观念是封建社会的错误观念，思想根源在于“仍想过不劳而食的生活”。

　　1962年，全国不少地方的农村为了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大面积毁林开荒，有些地方滥砍滥伐的问题十分严重。谢觉哉在湖南老家的一个侄媳、孙媳也砍伐了几棵树。当时公社考虑到她们砍伐数量很少，又是初犯，且承认错误态度也较诚恳，对她们批评教育后，决定不按照滥伐的性质处理。谢觉哉得知后辈所犯的错误后非常气愤，他立即给家乡的地方组织写信：“我的侄媳、孙媳违章砍树，应同样按乱砍滥伐处理，要没收，要罚款，并要她们在社员代表会上、社员大会上检讨，不只检讨一次，还要检讨无数次，一直检讨到她们栽的树长到两丈高，群众不要她们检讨时，才不检讨。”为了这件事，谢觉哉还要求两位晚辈带着检讨书和退赔款，从生产队一直检讨到县里。他说：这次你们偷砍树木，违犯国家的政策法令，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思想作祟。你们要很好地检查；是共产党员的，更要严格要求自己，深刻地挖一挖思想根子，干部子弟、革命家属，更应该模范地遵守政策法令，不能有半点特殊。

　　1963年，谢觉哉突发中风，右手已经不能握笔写字，但仍然不忘以左手写信督促晚辈改正错误。在他的严格要求下，老家的亲属栽了不少树。谢觉哉看到她们真正认识并改正了错误，才不再去追问了。

　　谢觉哉曾对子女说：“我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这是从革命烽火中走来的老父亲对子女的耳提面命，更是一个共产党前辈写给后辈同志的肺腑之言。谢觉哉以身作则，对子女言传身教，希望子女们明白，党员干部的子女完全是与他人无异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大到求学择业，小到衣食住行，都绝不能借重干部职权和地位搞特殊，更要带头做遵纪守法的表率。谢觉哉对亲属、子女的严格要求，正是一个亲手结束旧时代、亲手缔造新时代革命者对共产党人道德标准和理想家风的生动诠释。（李炼石 撰稿 摘自《老一辈革命家和先进模范人物好家风故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