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媒体报道，2020年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选举直接花费超过144亿美元，比2016年大选时高出一倍多。这次大选也成为美国史上最昂贵的政治选举。

　　金钱主导从来都是美国政治的不变底色。用法律条文为权钱交易披上合法外衣，美国政治的系统性腐败已深入骨髓。普通民众的诉求在富人利益面前变得微不足道，由此造成无法治愈的社会顽疾。

　　金钱的力量

　　在美国，金钱始终是左右政治走向的强大力量。19世纪后期，美国实行“政治分肥”制度，选举中获胜的政党会用官职奖励“自己人”，包括党内骨干和提供经费的金主，从而导致腐败横行。这一“传统”延续至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传媒行业的发展，花钱竞选的渠道更加多样化，也令金钱在选举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美国西弗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曼钦指出，越来越多议员把时间花在“搞钱”上，而忽略了为选民利益奔走。无休止的竞选筹款让选举变成了一场“金融交易”。

　　虽然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政界曾多次试图限制政治捐款，但美式民主制度的根本缺陷使得金钱政治合法化的趋势无法阻挡。时至今日，政客仍可利用“超级筹款人”制度合法规避政治捐款限额，联邦最高法院还屡次通过判例为政治献金“松绑”，这都令金钱流入政治的闸门大开，富人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

　　游说的奥秘

　　除了政治捐款，游说制度与“旋转门”的存在也是金钱政治合法化的重要表现。

　　游说是美国政治的常态，并已成为一种制度性痼疾。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依据，美国制定了将游说活动合法化的法律。从1938年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到1995年的《游说公开法》，再到1998年的《游说公开技术法》，一系列法律条文让各种群体得以合法结成利益集团，花重金雇佣说客游说议员和官员，影响国会立法和政府决策。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游说业呈现爆炸性增长态势。1971年，美国仅有175名注册说客，但到2009年，这一数字增加到13700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位于华盛顿的游说公司超过2000家。这些政治掮客成为联结金钱与权力的枢纽。

　　往来于“旋转门”中的人则是游说力量中的特别一支。在民主与共和两党“轮流坐庄”的美国政坛，不少精英人士在政府机构与私营部门间轮流任职，“处江湖之远”时利用影响力为东家疏通政府关系，“居庙堂之高”时则利用职权照顾老东家利益。

　　以部分特朗普政府卸任官员为例，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卸任后重新成为国防承包商通用动力公司董事会成员，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加入软视软件公司董事会，前能源部长佩里在离职几周后就重回老东家——一家名为“能源传输”的化石燃料公司。

　　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所言，这些进出“旋转门”的“权力精英”操纵着国家机器并拥有各种特权。

　　扭曲的社会

　　美国非营利组织“21世纪民主”组织主席韦特海默指出，政治金钱已占据美国民主的“中枢地位”。

　　在此影响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权利被剥夺，社会顽疾始终无法得到根治。

　　尽管美国经常炫耀一人一票的美式民主，但在巧妙包装的政治体制与选举制度下，低收入者的投票权受到严苛限制，拖欠律师费或法院罚款都会让他们丧失投票资格。

　　韦特海默曾直言，美国的腐败是政治过程本身的系统性腐败，“当你经手数十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购买影响力时，体制就遭到破坏，且更难维护普通美国人的代表权”。

　　枪支泛滥、枪支暴力是困扰美国社会多年的重大社会问题，而以美国步枪协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通过资助选举和游说政客成功瓦解了控枪努力。美国药品定价高昂令民众叫苦不迭，而政府改变现状的努力却因制药企业和医师团体两大游说力量的抵制而难见成效。愈演愈烈的金钱政治使得美国政府成为富豪们的代言人，贫富分化问题很难解决。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赖克日前出版新书《体制：它受谁操纵，我们如何修复》。曾在三届美国政府中任职的赖克写道，正是财富和权力在沆瀣一气扶植寡头政治，破坏了美国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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