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

　　中国崛起一定要有自己话语的崛起。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既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需要，也是世界读懂中国的需要。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发声者、讲述者。

　　1935年下半年，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

　　十几年来，国民党一直把共产党、工农红军宣传成“青面獠牙”的“共匪”“土匪”。对于红色中国的状况，不用说国外各界，就连很多国内群众恐怕也知之不多。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隔离和新闻封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如何把延安的声音发出去，让世界认识真实的共产党，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经过反复考虑，党中央决定物色一些有正义感、可以信赖的外国人来到边区进行采访和报道，以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宣告于世。最后经过宋庆龄的努力和协调，确定了埃德加·斯诺为最佳人选。

　　1928年，年仅23岁的斯诺带上一部旧柯达相机，作为临时船员，踏上寻找“东方魅力”的冒险之旅。1933年，斯诺来到北平。在中国的几年里，他耳闻了许多关于“红色中国”的说法，可始终不明白的是：中国共产党既然是“南京政府”所说的“流寇”，为什么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参加红军？

　　怀着这样的好奇，1936年6月，斯诺到达保安县城。在这座由几百眼破窑洞构成的荒凉小城，斯诺遇到一个留着浓密胡子又消瘦的红军将领，用英语对他说：“我叫周恩来，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没有关系。任何一个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

　　在陕北，斯诺的采访不受任何限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图文资料。毛泽东曾敞开心扉，向斯诺讲述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等重大问题，并破例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长经历。毛泽东还特别重视讲“中国与世界的故事”“中国与世界一起发展的故事”“中国与世界共同利益结合的故事”。

　　从陕北回到北平的寓所后，斯诺以满腔热情写下了采访录。1937年，一本配有大量现场照片的书籍——《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英国出版。通过斯诺的笔，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这是一个深得民心、充满活力、前景无限的政党；第一次知道了苦难的中国还有一支英勇战斗的工农红军，并刚刚进行过万里长征。

　　斯诺之后，一股“延安热”顿时在驻中国的外国记者中掀起，中共中央热忱欢迎外国记者参观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与外国记者交流互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诚相待，坚持用事实说话。毛泽东曾强调：“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根据地人民战斗胜利的成绩，解答来宾提出的问题，都要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而记者们也正是在把握事实、了解真相后，才真心地为中国共产党发声，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的“延安故事”。

　　在延安13年期间，党中央确定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宣方针，办通讯社、发刊物、办党报，创办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和外文刊物《中国通信》，及时有力地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边区军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传播出去，扩大了国际影响。

　　中国共产党重视通过对外传播表达自己理念和主张的传统，贯穿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

　　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到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久困于穷、千年寻梦，到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从在全球范围率先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到应对疫情冲击成为首个实现正增长的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新时代新阶段，更要求我们通过做好对外传播，引导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

　　近年来，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中国关键词”“读懂中国”等系列热销图书，一系列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为世界各国读懂中国打开“思想之窗”。2014年至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面向全球出版数十个语种和版本，覆盖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量以千万册计。

　　顺应各国政党渴望了解中国的热情，近年来每逢党的重要会议举行、重要政策出台，中国共产党都会把“走出去”“引进来”相结合，通过举办驻华使节吹风会、组织对外宣介团、召开面向外国政党和智库学者的宣介会等，向各国各地区政党介绍情况。

　　一篇篇报道、一段段直播、一张张图片承载着读懂中国和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密码”，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渠道，传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古老又青春的中国，热情地向世界敞开了自家“客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领导人民摆脱贫困的？”这或许是世界人民问得最多、最迫切想知道的中国故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近一亿人脱贫。这一亿人，是一亿个命运、一亿个梦想。2021年2月，新华社推出纪录片《一亿人的脱贫故事》，着眼于汇成“一亿人”的那一个个人。

　　“我抱着党报党刊仔细研读，深入理解脱贫攻坚的责任体系、工作体系、帮扶体系、社会动员体系等，从中体悟中国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编导王冰笛说，“在党的各项政策中，我仿佛看到了在采访中遇到的那些人和事，产业扶贫、家门口就业、‘悬崖村’贫困户易地搬迁……这些政策真实可感，它们改变的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在主创团队看来，一部好的纪录片，镜头里不仅有“事实”，还要记录下人的情感。如果想拍摄“贫困”，镜头里仅仅出现一个没钱读书的娃娃、一个住在危房里的老人是不够的。“娃娃盼什么？老人怕什么？如果没有这些，纪录片里的人就只是‘符号’，没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编导李姝莛说。

　　河南省新蔡县李桥回族镇狮子口村驻村第一书记原玉荣，是王冰笛采访时挖到的“宝”。“在村里，谁见了原玉荣都拉着她，让她来家里吃饭，都跟她特别亲。”

　　在片子里，与村民笑成一片的原玉荣，却是以泪眼面对镜头的。“当狮子口越建越好的时候，也是我离开的时候。”她舍不得。

　　舍不得村庄，可一说到自己女儿，原玉荣哽咽了，努力忍着泪水，许久才说了一句话：“我女儿说，她也想当我的‘贫困户’。”

　　没有号啕大哭，只是克制地表达——这样的纪录片也许正为我们叩开扶贫干部真实的内心世界：甘愿牺牲奉献，但心里对家庭也有愧疚。“他们不是脸谱化的英雄，而是有血有肉的凡人英雄。”王冰笛说。

　　作为纪录片主创，如何走进受访者的内心世界？编导李佳琳的“钥匙”是与受访者“同吃同住同劳动”。

　　在甘肃省卓尼县，李佳琳见到了张雅萍。从小的残疾让张雅萍走路不大方便，但她是李佳琳“采访中遇到的最爱笑的女孩”。见面后，李佳琳没急着采访，先陪着她一起打扫羊圈、一起给孩子做饭、一起搅拌饲料……两人边干活边聊天，就像闺蜜一样。张雅萍自然而然地打开了话匣子，摄像机没架起来，李佳琳直接用手机拍摄，没有专业打光，“但张雅萍散发出最质朴的光”。

　　团队就是这样，创作出了《一亿人的脱贫故事》。片子发布后，总浏览量迅速突破2亿次。

　　不论是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或是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还是我们身处的伟大时代和已经开启的新征程，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中国故事宝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和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有助于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也是中国更好融入世界的必经之途。这道“必答题”，我们必须答好。（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