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领导的新生政权能不能站住脚，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而且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在经济上。

　　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经济上面临严峻挑战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是中心任务。他提醒全党：“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当时，摆着新生政权面前的经济挑战十分严峻。国民党统治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仍在延续，一大批不法投机商趁机兴风作浪，致使黄金、银元、外币充斥市场，导致物价猛烈上涨，经济秩序混乱。当时有一些处在观望状态的人认为共产党能够“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上海有些资本家说：“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他们要看共产党的笑话。

　　物价的飞涨尽管在预料之中，但波动之大、范围之广，不能不令人深深担忧。人民政权有没有能力制止恶性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把生产恢复起来，从而在政治上站稳脚跟，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所殷切期待的，也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将这场“经济战”的指挥权，交给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说：“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不饿死人。这些问题是老百姓关心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

　　1949年11月，中财委在北京举行会议，分析物价猛涨的原因，讨论收缩通货、抛售物资、加强市场管理的办法，决定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在新解放城市进行了打击不法经济行为的斗争。

　　打响“银元之战”，打击非法金融投机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初期，首先从货币问题入手，发布了以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的法令，要求限期收兑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明令禁止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

　　然而，不法投机商人却对这些法令充耳不闻，他们依靠囤积的大量银元，利用市民们解放前饱尝通货膨胀之苦而对外币、银元存在的盲目依赖心理，乘人民币在市场上立足维稳、尚未建立信誉之机，大肆炒卖银元、外币，导致银元价格轮番暴涨、物价指数成倍增加。

　　当时，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上，到处可见银元贩子在叫卖。不法金融投机势力控制上海金融证券大楼，用各种通讯工具指挥各据点炒买炒卖大宗银元、外币，破坏金融秩序。上海11月中旬的物价，比7月底平均上涨两倍，米、面、油、煤的价格上涨了两到三倍。不法金融投机势力狂妄叫嚣道：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对于不法金融投机势力的嚣张行径，陈云意识到，我们“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他在取得毛泽东同意的基础上，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一场与投机资本作坚决斗争的“银元之战”打响了。

　　1949年6月8日，上海军管会通过报纸、电台进行喊话，敦促投机势力停止对银元的炒卖，要求商家接受人民币。10日上午，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带领全副武装的军警，分五路包围了设在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200多名便衣警察按预定部署进入大楼，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他们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刻停止交易活动，就地接受检查。经过检查，当场扣押234人，移送人民法院审判。

　　这一雷霆行动，收到良好效果，银元价格应声下跌，物价随之回落，人民币迅速进入市场流通。人民政府还采取有力措施，规范私营银行、钱庄的运营活动，取缔专放高利贷的地下钱庄，普遍开展工商业登记，严格监管市场交易，禁止囤积居奇的投机行为。这些措施，在很短的时间里，终于使物价平稳下来。

　　精心部署集中调运物资、适时抛售的“经济战”

　　新中国成立初期，物价波动的根源在于货币与物资供应的不平衡，仅仅依靠行政手段，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物价上涨的问题。

　　为此，中财委召开会议，确定了全力支持解放战争彻底胜利以及维持新解放区首先是大城市人民生活两大方针。会议还就如何更有效地控制市场物价等问题提出了措施和步骤。陈云指出，国家掌握足够的粮食和纱布，是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的主要手段；掌握粮食以稳住城市，掌握纱布以稳住农村，从而遏制投机资本家兴风作浪。

　　然而，会后不久，不法资本家又乘机囤积粮食，哄抬粮价，抢购纱布、五金、煤炭、化工原料，引发又一轮持续40余天的全国物价暴涨风潮。有国民党特务嚣张地宣称：只要控制了两白（米、棉）一黑（煤），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为解决这一问题，党和政府开始精心部署一场集中调运物资、适时抛售的“经济战”。为保证对物价影响最大的粮食的供应，陈云要求东北老解放区有关人员，“每日运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斤粮食进关”。他还要求，由北京市在天坛打席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席囤，要给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真有粮食，粮价不能涨，使奸商无隙可乘。

　　1949年11月，稳定物价的战斗正式打响后，陈云要求各地必须随时报告各种物价信息，并依据中财委等部门的信息来抛售物资、确定本地的合理价格。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局势，他沉着指挥贸易、银行、财政三方协同作战，统一指挥各地一致行动。11月25日之前，各地将粮食、纱布、煤炭等主要物资调集于重要地点，设法紧缩通货、抓紧税收。11月25日，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大量抛售粮食、纱布，“几天之内，就将这次波及地区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物价涨幅最大的涨价风潮平息下去了”。

　　这一“战”，党和政府不仅稳住了物价、稳住了市场，而且稳住了民心，使得投机资本损失惨重，“无论是物价总指数，还是主要商品的价格，都平息在预计的水平上”。至1950年底，随着公债的发行、税收的增加、财政赤字的缩小、货币回笼的加快，全国物价基本趋于稳定。

　　通过这场经济战线上的斗争，党和政府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有能力运用经济手段做好经济工作、打击投机行为，也完全有能力平稳物价、稳住民生，在城市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