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纪念日前夕，重读李大钊的《狱中自述》，不仅是对李大钊的深切缅怀，而且也是对建党百年辉煌历史的深情凝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李大钊的《狱中自述》虽然不像《李秀成自述》、瞿秋白《多余的话》那样曾经聚讼纷纭，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议，但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还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大做文章，借以污蔑李大钊同志为“叛徒”。如今，污蔑李大钊为“叛徒”的流毒，早已肃清，但是为了防止历史虚无主义者故意混淆视听，笔者以为有必要借此机会谈谈《狱中自述》的文体、李大钊撰写《狱中自述》的用意和目的，以及如何认识和理解李大钊以中国国民党党员身份撰写《狱中自述》等问题。

　　在危急关头，李大钊不顾来自各方面的善意劝告，一再拒绝南下避难，坚持留下来领导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

　　因为领导五四运动，特别是因为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共产党等，五四运动后不久，李大钊就已经被北洋政府当局派出的密探跟踪监视，并多次被公开或秘密通缉。在同事和各界朋友的帮助下，李大钊通过外出避难等多种方式，每每能够转危为安、化险为夷。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又遭到段祺瑞执政府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为罪名的通缉。为了安全和防止发生意外，坚持领导北方的革命工作，李大钊等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俄国旧兵营内办公。1926年4月18日，张作霖占领北京后疯狂“讨赤”、“反赤”，大街小巷到处都贴满了“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的告示，一时间北京城内充满了恐怖气氛。随后，《京报》主笔、共产党员邵飘萍和《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等，相继遭到残杀。在危急关头，李大钊不顾来自各方面的善意劝告，一再拒绝南下避难，坚持留下来领导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吴佩孚、孙传芳部先后被消灭。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妄想在北方进行垂死挣扎，1927年4月6日，在帝国主义国家驻北京公使团的默许和支持下，不顾国际惯例和社会影响，悍然出动大批警察、宪兵、特务，包围并搜查旧兵营等处，逮捕一直在致力于发动冯玉祥国民军策应北伐的李大钊等数十人。在“无确供”的情况，奉系军阀不顾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悍然组织所谓特别法庭于4月28日进行秘密宣判，以“宣传赤化”、“赤俄的工具”、“颠覆政府”等为罪名，判处李大钊等所谓“苏联阴谋案”20人死刑，立即处以绞刑。李大钊等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满腔热血和宝贵的生命。

　　现存的《狱中自述》实际上是李大钊在视死如归心境下撰写的一份答辩状

　　李大钊牺牲后，除在档案中留下了一份审讯记录——“狱中供词”（现存北京市国家档案馆）外，还留下了一份《狱中自述》。《狱中自述》现存国家博物馆，由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于1957年捐献。《狱中自述》是李大钊的绝笔之作，堪称书法佳作，震古铄今，方正宏阔，自然笃定，行笔越来越洒脱，通篇流露出一股浩然正气，令人联想到书法史上的逸品——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和杨继盛在死牢中撰写的《自书年谱》。该文先后有三稿，初稿较简略，当为草稿；三稿和二稿比较，只是在个别字句上进行必要的修饰，可见李大钊撰写时心神宁静、从容淡定。

　　李大钊一生除1914年初到日本留学时，写过简单的《我的自传》英文作业外，没有留下人任何“自传”类的作品。《狱中自述》虽然带有部分自传的色彩，但是其写作目的并非为了留下个人的自传或传记资料，而是因为“狱中供词”即由书记记录下来的审讯记录，和李大钊原意不符者甚多，所以李大钊要自己直接撰述。李大钊本来就是北洋专门法政学校的高材生，撰写一份法律文书自然不在话下。笔者认为，现存的《狱中自述》实际上是李大钊在视死如归心境下撰写的一份答辩状，即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为一同被捕的同志进行集体辩护，并声明个人“负其全责”。至于他自己，则“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也就是说，《狱中自述》不是自我辩护，即李大钊希望通过这种特殊的形式进行最后的斗争，竭尽全力为同志们争取一线生机，同时借机尽量扩大宣传国民革命的思想观点。

　　“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是李大钊撰写答辩状的真正目的所在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由此可见，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是撰写答辩状的真正目的所在。与此同时，李大钊并未忘记安排自己的后事，“又有陈者：钊夙研史学，平时搜集东西书籍颇为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李大钊不置家产，身后家里只有一块大洋，中外文图书是他唯一的财产。李大钊的这一安排后来通过朋友得到了落实，大部分图书被保存了下来。在李星华等生活极为困难时，曾经被迫变卖一部分救急。

　　李大钊在撰写答辩状时，婉转地强调中国“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才能独立富强

　　李大钊于1927年4月6日被捕，同月28日被执行绞刑。他在狱中撰写答辩状时，可能还在期待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还在想着冯玉祥国民军如何进一步策应北伐的军事斗争，并不知道4月12日、15日在上海和广州先后发生反革命政变，包括邓培在内的一大批革命同志和战友已经罹难，北伐战争被迫停了下来。李大钊被捕时的公开身份除了是北京大学教授外，还有就是中国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负责人。《狱中供词》：“我前充北大教员。因党员资格，被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现在俄兵营内进行党务工作。”李大钊在撰写答辩状时，对北京大学教授这一身份一带而过，主要以国民党党员身份谈自己立志救国救民思想的由来和加入国民党、投身国民革命的经过，以及他对孙中山对外对内政策的理解，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有意忽略了反封建和反对军阀等方面的思想主张，但是仍然婉转地强调中国“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才能独立富强，希望“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李大钊的《狱中自述》充分体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他临危不惧，殚精竭虑，舍生忘死，一生致力于救国救民，浩然之气，跃然纸上。

　　李大钊利用国民党党员身份合情合理合法地进行答辩，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守中国共产党的机密，保护狱外的同志和青年难友，其所供述几乎都是公开的“秘密”。涉及国共合作事宜，大谈国民党方面的事务，闭口不谈共产党的事务，或者只谈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有关的事务，尽量撇清和苏联、共产国际方面的关系。最后，连法官也不得不承认李大钊“素来光明磊落”，“无确供”。然而，在李大钊领导下，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党务得到蓬勃发展，社会各界热烈欢呼、积极迎接北伐，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大有南北夹击之势。奉系军阀张作霖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又惧又怕，必欲置李大钊等于死地而后快，上演了他们最后的疯狂，草菅人命，匆匆忙忙判处了李大钊等革命者的死刑，当然这并不能挽救北洋军阀走向覆亡的历史命运。

　　《狱中自述》正是李大钊“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的光辉写照

　　李大钊写于1919年的著名短文《牺牲》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由此可知，李大钊在投身革命之时，就已经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1922年李大钊的次子在北京出生，李大钊给他取名“光华”，理想信念，代代传承，“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再次表明他不怕牺牲的决心。“革命理想高于天”，《狱中自述》正是李大钊“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的光辉写照。

　　建党百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可以告慰英灵的是，李大钊等革命先烈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终于实现了。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李大钊精神一直都是鼓舞我们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作者朱文通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