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夕，鲁迅在《随感录》中写道：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抑制人道主义……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中西方文化碰撞激烈，中国在军阀统治年代依然没有寻找到真正的出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各种思潮主义救国？哪一条道路才是救国呢？对于中国的前路，许多爱国者都在艰难地求索和等待。

　　
1919年4月28日，黄日葵，五四运动先锋骨干、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广西籍第一位中共党员、广西传播马克思主义先行者、广西共产主义运动启明星”，致信田汉：汗牛充栋的古书，思精体大的西籍，前者不知用甚么方法何种眼光去看他，方不蹈前人劳而无功的覆辙。后者不知从甚么研究起，才方得以短少的时间，收极大的功效……”

　　
在五四运动前夕，像当时的大批爱国学生一样，黄日葵满腔热血，期待着旧中国出现一刹那”的革命之光。在致田汉此信前，黄日葵有过重要的爱国运动经历，即1918年5月，他在日本东京参加两千多名中国留日学生为抗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签订而举行的罢课归国活动。黄日葵归国后，同月，又在北京参加了北京大学、高师等两千多学生举行的爱国示威行动。与此同时，黄日葵组织学生救国会，担任《救国日报》编辑，以犀利的笔锋为爱国运动呐喊。他在《亚东永久和平之基础》奋力呐喊：鸣声如角，影如虹，我同胞趁此晨光：急急起来抖擞精神，肩上重负着我先鞭，与天下之人会于正义旗下共策进行。”

　　
1919年3月7日，黄日葵与邓中夏、许德珩等14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该讲演团骨干成员后来大部分都是五四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大部分也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爱国游行队伍准备出发时， 受到了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代表及军警的阻拦。这时，邓中夏、黄日葵等站在队伍的前列，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邓中夏、黄日葵等学生代表据理力争，终于挫败反动当局的阻挠破坏。随后，满怀爱国激情的青年学生在邓中夏、黄日葵等带领下, 高呼争取国权的口号浩浩荡荡奔向天安门。在天安门广场，北京大学等学校爱国学生在邓中夏、黄日葵等组织领导下，一起向反动军阀喊出了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随即，愤慨的学生像烈焰爆发，发生了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事件，将五四运动推向高潮。在这一股洪流中，黄日葵是组织者、参与者、见证者和爱国者。

　　
爱国行动被反动军警的枪托和警棍等冲击，1919年5月4日游行中，共有32名爱国学生被捕。当天，北大学生继续紧急集合，他们在三院礼堂举行集会，决议联络各校一起罢课，营救被捕的学生，并成立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在会议上，黄日葵、邓中夏被选为干事，在文书股负责编辑《五七》小报。此后，黄日葵与其他学生及爱国教员等奔走呼吁，营救被捕学生。在成功营救被捕学生后，学生们外争国权反对卖国的爱国行动还在进行，但是遭到北洋军阀政府干涉、跟踪和抓捕。北京学联作出决定，派黄日葵、许德珩为代表，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联络，呼吁援助，扩大爱国运动声势。黄日葵与许德珩等化装成商人乘火车出京，火车沿路南下，先后到达天津、济南、武汉、南京等地进行联络爱国学生工作，最后到达上海。

　　
一边是爱国联络行动进行中，一边是爱国游行示威进行中。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进行爱国宣传，此时，大批反动军警向学生扑去，当天共逮捕学生170多人。由于被捕学生过多，北京大学法科就反动军警设为临时监狱。6月4日，反动军警继续开展逮捕行动，随着被捕学生增多，北大理科竟然又被作为临时监狱。武力镇压吓不退学生，斗争是血与火的迸发，爱国必然义无反顾。在严峻的形势下，全国学生紧急行动起来，持续形成罢课高峰。

　　
奔走联络，争取声援之路是辛苦的，但是，由于爱国热情燃烧于心以及建大功成大业的激励，黄日葵与许德珩一刻不歇。6月7日，黄日葵致函王光祈、曾琦，信中写道：祝以后同志，俱如我们那天晚上一样的奋勇，一样的相助，以建大功成大业。”当月，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许德珩当选为日刊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日葵被推选为全国学联日刊编辑委员。许德珩和黄日葵通过全国学联这个重要组织，主动担当作为，与全国爱国学生拧成一股绳，为五四运动最后胜利作艰苦的努力。

　　
在全国爱国学生众志成城的斗争中，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爱国运动汹涌澎湃。北洋军阀政府被迫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职务，拒绝在巴黎和会的协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胜利，并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场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永载史册。

　　
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成为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壮丽篇章，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黄日葵、邓中夏等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骨干、急先锋和闯将，他们勇猛前行，以执着的意志甚至是付出血的代价，在无边的黑暗中呐喊与抗争，终于换来了旧中国大地的一缕曙光，终于为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准备了更充分的条件。

　　
经历五四运动血与火洗礼后，黄日葵等爱国学生继续站在救亡图存的前沿，继续在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进行探索。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由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19人在北京大学最先秘密成立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紧接着，黄日葵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又加入了该小组，并成为小组中的骨干，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

　　
学会有采用一种主义的必要，而且不可不为社会主义。”1921年6月17日，黄日葵在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时这样说道，这表明他旗帜鲜明地坚信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走共产主义道路。1921年，黄日葵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成为中国最早一批共产党员之一，他也是广西籍第一位共产党员。至此，历经五四运动期间各种考验的黄日葵百炼成钢，真正成为一名信仰坚定的赤色战士，他在李大钊等领导下积极地为党工作，像黑夜中燃烧的火把，为革命斗争工作奉献才华和光热。（桂平市纪委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