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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颜真卿《祭侄文稿》，全称为《祭侄赠赞善大夫季明文》，是颜真卿追祭从侄颜季明的文稿，被誉为“天下行书第二”。

　　图②：颜真卿像。

　　图③：颜真卿《颜氏家庙碑》拓片(局部)。(资料图片)

　　颜真卿(709—784年)祖籍琅琊(今山东临沂)，出生于京兆长安县(今陕西西安)，唐朝名臣，著名书法家，颜体书法的开山鼻祖。书法作为中国特有的经典艺术，数千年来影响到了全世界。无论专业书写还是兴趣爱好，练习颜书几乎成为不二之选。颜真卿绝美书法造诣的背后，是其精神风骨。换句话说，颜真卿这个名字，绝不仅因书法造诣而令人敬仰，更因其伟岸人格而璀璨辉煌。

　　颜氏门风，素来以忠义为本

　　颜真卿出身的琅琊颜氏名臣辈出，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很有影响的名门之一。颜氏家族教育中一直重视忠义的观念。颜真卿的先祖颜含在回答友人所问江左群士优劣时，说道：“周伯仁之正，邓伯道之清，卞望之之节，余则吾不知也。”

　　周伯仁、邓伯道和卞望之都是东晋时期的忠直大臣，历代受到人们的敬仰、尊崇。周伯仁曾领兵抵挡作乱的王敦，失败后被押送经过太庙时怒斥王敦，兵士用戟刺伤周伯仁之口，血流至脚，但他面不改色、举止从容，观者为之流泪，最后被杀害于建康城南门外。周伯仁死后王敦派人抄家，发现其家无余财，朝臣们对其清廉叹服不已。邓伯道为官清廉，行政清明，深得民心，被誉为“中兴良守”。卞望之父子三人胸怀报国之心，在战场上身先士卒，英勇杀敌最后全部壮烈殉国，演绎了一部家族忠烈史。颜含对他们的推重，融入了家族教育之中。尤其是周伯仁、卞望之均死于王事的壮烈之风，若干年后，在颜真卿的身上得到了悲壮再现。

　　南齐末年，颜真卿七世祖颜见远仕齐和帝，梁武帝代齐后，颜见远绝食。梁武帝听说后说道：“我自应天从人，何预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也。”世人闻知，嘉其忠烈。颜见远之孙颜之仪仕北周，隋文帝欲代周，颜之仪斥责朝臣：“公等备受朝恩，当思精忠报国，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仪有死而已，不能污罔先帝。”隋文帝欲杀之而后止。多年后，隋文帝赞扬颜之仪：“见危授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古人所难，何以加卿!”可见，颜氏家族的忠义精神十分突出。

　　颜氏家族在中国家风文化历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颜之仪的兄长颜之推作《颜氏家训》，对后世影响很大，忠义是其中的重要精神之一。“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自乱离已来，吾见名臣贤士，临难求生，终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愤懑。”颜之推认为人应当爱惜生命，不可无端涉险、纵欲伤身，但面对忠孝仁义之大节关头，却不可苟且惜身。更是指出往昔一些所谓名士临大节而苟且求生，终究难得善终，徒取其辱而已。这些理念都对颜氏后人有着深刻影响，忠义逐渐成为颜氏家族的显著门风。

　　忠臣义士，临大节而不可夺

　　安史之乱爆发前，颜真卿在平原太守任上，为预防安禄山叛乱他提前采取了许多备战措施，而河北诸郡长官无一虑及此事。安史之乱爆发后，诸郡望风瓦解，纷纷沦陷。《旧唐书·颜真卿传》记载：“玄宗初闻禄山之变，叹曰：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此时，独颜真卿率先在平原起兵，并设计杀安禄山部将李钦凑，擒高邈、何千年。此后，河北诸郡纷纷响应，打乱了叛军的进攻节奏。唐玄宗大喜，“顾左右曰：朕不知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

　　同在安史之乱中，颜真卿的堂兄颜杲卿任常山太守，与其子颜季明守常山郡。天宝十五年(756年)，安禄山叛军围攻常山。颜杲卿曾是安禄山的部下，但叛军抓到颜季明，借此逼迫颜杲卿投降，颜杲卿不肯屈服，还大骂安禄山，于是颜季明被叛军斩首。不久常山城为史思明所破，颜杲卿被押到洛阳，见到安禄山，颜杲卿瞋目怒骂安禄山，被割去舌头后处死。乾元元年(758年)，颜杲卿获赠太子太保，谥号忠节。他忠节不屈的精神广为后世称颂，文天祥《正气歌》便有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两年后，颜真卿派人寻找兄长和侄子的遗骸，最终只寻得颜季明的头骨和颜杲卿的部分尸骨。是时，他写下了书法史上著名的《祭侄文稿》一文。挥笔起草之际，哀思不已，悲愤交加，情难自禁，顿挫起伏，一随感情波动而自然挥洒，动人心弦，成行草精品。元代鲜于枢称其为“天下行书第二”。南宋末陈深说：“其妙解处殆出天造，岂非当公注思为文，而于字画无意于工，而反极其工邪!”清王澍评曰：“鲁公痛其忠义身残，哀思勃发，故萦纡郁怒，和血迸泪，不自意其笔之所至，而顿挫纵横，一泻千里，遂成千古绝调。”《祭侄文稿》这一书法艺术史上的“绝调”也恰是颜家兄弟忠义精神之绝唱。

　　安史之乱平定后，颜真卿出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德宗时藩镇割据，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起兵造反。宰相卢杞一向排斥颜真卿，借口颜真卿德高望重，怂恿德宗派其前去宣抚平叛。朝堂上下都认为颜真卿此去凶多吉少，纷纷劝阻其切莫以身犯险。颜真卿明知此去凶险却不退避，凛然道：“君命也，焉避之!”不及与家人辞行便飞奔敌营。李逼颜叛唐，颜真卿怒斥：“汝知有骂安禄山而死者颜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节而死耳，岂受汝辈诱胁乎!”这段话放到整个中国历史上也难掩光辉，充盈着正气，更有一股傲气，是对兄长的敬意，是对劝降者的蔑视，是不避生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行其道而死生勿替”。

　　李希烈又在颜真卿的住处挖了一个坑，欲坑杀之，颜真卿坦然道：何必多事，只要一剑便可。任凭叛军威逼利诱，软硬兼施，颜真卿从始至终均是一身傲骨，毫不妥协，终被李希烈缢杀于蔡州，时年七十六岁。

　　听闻此事，捍卫江汉的曹王李皋和三军将士嚎啕痛哭。李皋在给朝廷的上疏中说，世风日趋浇薄，世人苟且偷生，道德沦丧，颜真卿其事，可近载于青史，远承前贤风范。颜真卿的忠义之风如日月丽天，洞烛幽明，其忠烈光辉，足以照耀世人，去除邪恶，澄清心灵。李希烈死后，颜真卿尸骨得以送回京师，归葬祖茔。唐德宗令废朝五日，举国悼念颜真卿，朝廷评价其：“才优匡国，忠至灭身，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

　　立朝刚正，非公言不出于口

　　颜真卿的“公”首先在于他不以个人利弊左右政事。御史中丞宋浑因私怨被吉温等人诬告，身为殿中侍御史的颜真卿本可全身远祸，但他当面责问吉温：“奈何以一时之忿，而欲危宋璟裔乎!”可见其不以个人恩怨介入政事的原则。平原抗敌时，颜真卿为了团结，曾将堂邑大捷之功让给贺兰进明。时人、后人对此多有议论，因为颜真卿的谦让给了贺兰进明上奏表功时任意增减事实的可乘之机。但大家都肯定颜真卿的人品和公心。明代吕纯如说：“公惟国事之济而已，固不知有进明也。”在平原时，颜真卿为争取平卢镇将士协同抗敌，不听部下劝阻，将儿子颜颇送去为人质，同样能看出其顾全大局的无私品质。

　　颜真卿的“公”还在于当谏之事绝不因个人安危而畏惧退却。广为流传的《论百官论事疏》就是一个例子。时任宰相元载因私心请求代宗“百官凡欲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上闻”。颜真卿上疏指出元载之意是断绝言路，“如今日之事，旷古未有，虽李林甫、杨国忠犹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觉悟，渐成孤立，后纵悔之无及矣!”并明言，“臣实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测，不忍孤负陛下，无任恳迫之至。”明知触怒权臣势必得罪，仍不顾安危，依道而行。由于这次进言，颜真卿被贬远方。事后，他在《守政帖》中道出心声：“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岁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时，为千古罪人也。虽贬居远方，终身不耻。”在颜真卿看来，持道而言事获罪是一时之事，逆道而苟且是千古罪人。

　　颜真卿历仕四朝，前后触怒权奸数辈，屡遭贬谪，始终不改持道言事之准则。宋代曾巩曾对此评价，从颜真卿平原起兵到去世，三十年间，“天下日入于弊，大盗继起，天子辄出避之”，当时很多人选择了明哲保身，“能居其间，一忤于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于再三忤于世，失所而不自悔者，盖未有也”。而颜真卿“若至于起且仆，以至于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则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在曾巩看来，真正做到百折不挠、九死未悔的只有颜真卿一人，“终始不以死生祸福为秋毫顾虑，非笃于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观公之大也”。能够数十年经历往复颠扑而志气不改，在曾巩看来颜真卿的风骨难能可贵——“非笃于道者不能如此”。

　　拙于生事，始终以廉俭居官

　　颜真卿为官不贪财，居家俭约，这从他的两篇书帖中可看出。著名的《祈米帖》中他说自己“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罄竭，只益忧煎，辄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实济艰勤，仍恕干烦也。”从中可见其家庭日常生活之窘迫。此帖约作于代宗朝颜真卿任刑部尚书时，当时的俸禄制度是外官厚京官薄，“京官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但京官政治地位高于外官，颜真卿所掌刑部位置重要，若有意于钱财必然不需费心而贿赂盈门。但颜家举家食粥数月，不得已才向友人求助。

　　颜真卿自言“拙于生事”，说明他不求非分之财，清廉律己。《与蔡明远帖》中说：“一昨缘受替归北，中止金陵，阖门百口，几至糊口。”此帖作于肃宗朝颜真卿被罢免浙江西道节度使后。节度使执掌地方军政大权，所辖又是江南富庶之区，在任时若稍留心家事，不会陷入此等窘境。说明颜真卿的确“拙于生事”，在家庭物质生活方面从未费心“经营”。

　　“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不止是颜真卿，历史上充满人格魅力的名臣士大夫，大多强调俭朴一事。可见“廉俭”二字不仅是为官道德层面的要求，更在个人修养的提升、人格的完善、智慧的增进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苏轼说：“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了解颜真卿之生平再观颜体，别见一番广阔天地。颜体一改唐初书法劲瘦内敛为主的特点，结构方正茂密，笔画横轻竖重，笔力雄强圆厚，充盈着庄严正气和充沛元气。“纵横有象，低昂有态”，犹如巍巍松柏，屹立不倒，“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颜真卿以其光明磊落、表里如一的人格激扬中晚唐衰颓世风，成为中国历史上“人艺和谐统一的典范”。三百多年后，欧阳修在《新唐书》中动情感慨：“呜呼，虽千五百岁，其英烈言言，如严霜烈日，可畏而仰哉!”即使时光过去千百年，颜真卿的忠魂正气，仍如严霜般令人敬畏，又如朗朗烈日长久光照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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