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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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御制避暑山庄诗》为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各配插图,此图展示的是其中一景——无暑清凉。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网站
图②:故宫博物院雕版馆中仓储式陈列一万五千多块雕版。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③:明代国子监《二十一史·宋史》雕版,清初沿用明代国子监所刻正经、正史雕版,将版心处的年款进行了更改,明显可见相关痕迹。彧之 摄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国人对于世界文化史的伟大贡献。近期,故宫博物院对公众新开放了一座专馆——雕版馆,展示清代宫廷雕版文物。在一块块整齐排列的雕版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华文化传承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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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式陈列万块雕版,一座书林蔚为大观
由午门进入故宫,眼前是开阔的太和门广场,内金水河从中穿过,五座汉白玉石桥依次排开,从空中俯视,恰如搭在弓上的箭。威严的太和门屹立在高台之上,其西为贞度门,其东为昭德门。过昭德门,右手边的几个房间就是雕版馆,目前正在举行“吉光片羽——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雕版文物展”。
雕版印刷术是将文字与图像反刻在木板或其他材质上,然后加墨覆纸刷印的技术。中国是最早发明雕版印刷术的国家,一般认为始于唐代,据学者研究,到公元九世纪中叶,雕版印刷术在我国的发展已经十分成熟。
雕版印刷术的普及,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得书籍更加容易获得。书籍的流动,同时也是思想与知识的传播,是文脉的赓续与弘扬。书院始于唐,而大兴于宋,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与宋代科举取士的规模扩大有关,也与宋代雕版印刷术的兴盛有关。毕竟,书院成立的基础是拥有丰富的藏书供学者使用。
在此之前,书籍的获得并不容易,唐人有读书寺庙之风,即因寺庙藏书丰富,一些实力雄厚的家族也积累了不少藏书,故而唐末宋初,一些家族举办的书院崭露头角,取得了不俗的办学成绩。雕版印刷术的兴盛,让书籍的生产成本降低,可以更低廉的价格在市场上获得,也由此提高了识字率,提升了社会整体文化氛围。
中国古代刻书大致有三个系统——官刻、私刻、坊刻。故宫博物院展出的雕版文物,是官刻中的宫廷刻书。据了解,故宫博物院不仅收藏了清代宫廷雕版印刷的典籍、与之有关的档案,还藏有雕版二十余万块。
走进雕版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及天花板的书架上整齐插架的雕版。策展人以近年来流行的仓储式陈列方式,展出了一万五千余块雕版。它们静静躺在书架上,每一块雕版都有编号,相信观众一眼看到这浩大的“书林”时都会感到震撼,不仅是视觉上的震撼,也是文化上的震撼,因为无数古人之智慧凝聚在其中。
策展人精选三十二件文物,放置在展柜中,予以相对详细的介绍,亦可让观众近距离观察雕版的细节。清代宫廷刻书内容丰富,遍及经史子集与类书丛书,文种多样。展览陈列了汉文、满文、蒙古文、藏文四种文字的《大藏经》雕版。清代是古代官府雕造《大藏经》文种最多的朝代,对于促进民族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
展览将雕版与由此雕版印刷的书籍放在一起展示,呈现了书籍生产的过程与最后的成品。与此同时,一些过去存有争议的问题也迎刃而解。展览中呈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内务府所刻《御制避暑山庄诗》,该书序言之后有“体元主人”“万几余暇”两枚红色印章。这两枚印章是钤印到纸面上的,还是制成雕版后印到纸面上的,学者们曾有过一番讨论,直到相关雕版被发现方才有了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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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武英殿刊刻正经、正史,方便学者使用
清代宫廷刻书,主要由内务府负责,所以清代宫廷刻书又称内务府刻书。内务府有不止一处刻书地,最重要的地点在武英殿,武英殿所刻书籍被称为“殿本”“殿版”,这大概是清代刻本中最知名者。今天武英殿辟为故宫博物院的“陶瓷馆”,几百年前,这里墨香扑鼻,书卷盈架。
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中谈道,乾隆年间武英殿所刻的《二十四史》《九通》《日下旧闻考》等书,“至今仍富有学术价值”。他认为“凡在乾隆十二年(1747)前刊印者,纸墨精良,称为殿版极盛时代”。
殿本用纸多样,十分考究,如颇得藏书家推崇的开化纸,向国家图书馆捐出毕生藏书精华的周叔弢先生,曾说雍正、乾隆年间所用的开化纸特别精美,“纸薄而坚,色莹白,细腻腴润,有抚不留手之感”。
展览中提到另一种名贵用纸,北宋熙宁元年(1068),浙江海盐县金粟山广惠禅院为印经而自制了一种藏经纸,这种纸“为硬黄茧纸,厚实坚韧,经染潢后砑光上蜡,为宋代名纸”,一些宋代制造的金粟山藏经纸传到了清代,依旧如新。乾隆年间,仿制金粟山藏经纸成功,观众可在现场看到使用这种名纸雕版印刷的古籍。
前面提到武英殿刊刻了《二十四史》。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和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在中华文明史、书籍史、印刷史上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它们被尊为正经、正史。刊刻正经、正史是一项耗资巨大的文化工程,也是一项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文化工程。在乾隆十二年时,武英殿已刊刻出了一套全新的正经、正史,当时清朝国力强盛,所有雕版重新制作,与清初刊刻正经、正史沿用明代雕版不同。
明清易代之后,清朝接收了明朝国子监保存的《十三经注疏》和《二十一史》的雕版。明朝在北京、南京分别设立了国子监。嘉靖年间,南京国子监修成《十三经注疏》和《二十一史》,是为“南监本”。万历年间,北京国子监据南监本重新刻印,是为“北监本”。
清初,因难以在短时间内重刻正经、正史,而读书人对于这两套大书的需求旺盛,清廷便沿用了明代国子监的刻本。展出的《十三经注疏·礼疏》和《二十一史·宋史》雕版,显然是“北监本”,版心处的万历年款被挖去,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重修版中,嵌入了康熙年款。
雕版反复使用必会磨损,明代国子监的正经、正史雕版使用到乾隆年间已超过一个世纪,磨损严重,须再行雕版。但此事并非按照旧版本再雕新版片这么简单,而是要经过仔细的校勘后,给世人提供一个更新更好的版本。
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印正经、正史时,主持其事的是桐城派文学大家方苞。尽管不久方苞因故不再参与其事,但他制定了一些具有开创性的校勘通例,如在每卷末尾附校勘记,宋元明官修正经、正史都没有校勘记,清代殿本正经、正史才开始附校勘记。
方苞的继任者张照说得好,“盖学问无穷,不可以今日一时所见为定”,撰写校勘记保留其他版本的相关信息,可让后学者方便了解各个版本的情况,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目前陆续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也都在每卷后附校勘记。
为学之规律,常是后出转精,书籍的生产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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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持之以恒出版经典,扩充与弘扬文脉
清初沿用明朝国子监雕版印刷的正史有二十一部,与我们今天熟悉的《二十四史》相比,有三部史书是在清朝进入正史序列。所谓《二十一史》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
乾隆元年(1736),《明史》修成,列入正史。《二十一史》中有宋人修的《新唐书》,无五代后晋所修的《旧唐书》,宋人不满意于《旧唐书》的粗疏,《新唐书》与之相比,“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然而正如历史学家柴德赓先生所言,《旧唐书》确实有不少缺点,“但保存史料丰富,具有《新唐书》所不能代替的价值”,两书应当相互参看,在乾隆年间,《旧唐书》被列入正史。
与之情况类似的是《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原名为《五代史记》,是宋代文史大家欧阳修的作品,也是正史中少有的私家著述。此书用力甚深,使宋初薛居正等编撰的《旧五代史》黯然失色,金朝曾诏令学者专用《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记事较为详细,《新五代史》文笔更好,且具更高的思想价值,两者不可偏废。乾隆四十年(1775),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旧五代史》,该书也被列入正史。
《二十一史》加上《明史》《旧唐书》《旧五代史》构成了《二十四史》,延续至今。
明清时代,雕版印刷的书籍中,插图增多,尤其是各种绣像本的小说、戏曲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单色插图已无法满足读者需求,遂研制出了多色套印的技术,有了五颜六色的插图。
清代宫廷刻书中的插图十分精美,前文提到《御制避暑山庄诗》,康熙为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各题一诗,但其所描绘的景色究竟如何,只由题诗来想象总是隔了一层,此书为每一景配一插图,俱出自名工之手,图文并茂,可在书中遨游山庄景色。值得一提的是,这批避暑山庄插图的铜版画版本传播到了西方,助推十八世纪西方的中国园林热,使西方人领略到中国园林之美,以及中国园林所蕴含的天然、自然的概念。
展览的最后一件展品是《钦定元王恽承华事略补图》雕版,年代是光绪年间。《承华事略》是元人王恽编写的一部书,由于有资治道,问世之后备受关注。光绪时为此书补画了四十幅插图,这是清代宫廷木刻版画的最后一部作品,代表了清朝晚期的版画水平,并带有当时已传入中国的西方石印技术风格。
这部书不是在武英殿雕刻的,而是由苏州书局完成的。清朝晚期,宫廷刻书衰落,各地纷纷成立官书局刻书,他们所刻的书籍在版本学上称为“局本”。
在“局本”的发展史上,五局合刻《二十四史》是标志性的事件。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江浙一带的藏书大量被毁,战后江浙一带的官书局都有刊刻正史的计划,但彼此之间未有协调。主持浙江书局的著名学者俞樾,促成金陵书局、浙江书局、淮南书局、江苏书局、崇文书局五局合作刊刻《二十四史》,光绪四年(1878)完成。这是清朝最后一次由官府主持的大规模刊刻正史的活动。所有雕版最后汇集到位于武汉的崇文书局印刷,再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
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经典具有塑造文化心理的重要功能。无论“殿本”还是“局本”,也无论传统印刷还是现代印刷,中国人始终持之以恒出版经典、阅读经典、诠释经典。经典的活力,折射出了中华文化的活力,生生不息,日日增新。
原文链接:http://www.gzdis.gov.cn/lzjy/lzwsp/202312/t20231221_833837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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