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家书》成书于清光绪五年，近1500封，分为修身篇、劝学篇、治家篇、理财篇、交友篇、为政篇及用人篇等部分，涉及为人处世﹑交友识人﹑持家教子﹑治军从政等内容，集中反映了他一生治家、治学、治军、为政的主要思想，高度展现了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毕生追求。

　　著名作家、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作者 唐浩明：

　　怀着一片对家人的爱心，曾国藩一生写了1400多封家书，其中绝大部分是写给他的四个弟弟和两个儿子的。这些给子弟的家书对曾氏家族家规的建立、家风的形成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曾国藩一生以圣贤为榜样，曾经写下“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对联以铭心志，时时刻刻用“慎独”来反省自律，坚持“笃实”做事、“坚忍”做人的为人处世准则。他不仅身体力行，还经常在家书中告诫弟弟们：“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至于坚忍功夫，曾国藩可算修炼到了极点。他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苶然自馁也”。

　　曾国藩鹤立翰林之时，更是以清廉自律而闻名于世。他给弟弟的信中这样自勉和告诫:“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诒之福自我一人享尽，故将劳、谦、廉三字时时自惕，亦愿两贤弟之用以自惕，且即以自概耳。”

　　著名作家、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作者 唐浩明：

　　曾国藩说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家里面的琐琐碎碎的小事都跟绝大学问相关联。所以他要他的儿女从小事上做起，比如说诚，那就从不说假话做起；勤，从不睡懒觉做起；戒骄，就从不讥笑别人做起。一桩桩一件件小事做好，那么人整个的境界就提升了。

　　1864年8月，曾国藩已是一等侯爵，他16岁的儿子曾纪鸿去长沙参加乡试。当时的科举考试，递条子、打招呼、开后门的现象较多。曾国藩怕儿子误入歧途，在开考前写信给曾纪鸿说：“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考完发榜之前，曾国藩又写信告诫儿子：“断不可送条子。”这次乡试，曾纪鸿榜上无名，以后多次应试，仅得一个“胜录附贡生”。曾纪鸿始终未借父亲之名拉过关系，曾国藩也没给主考官打过任何招呼，实在难能可贵。

　　1860年，曾国藩授两江总督，驻防祁门，指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军事，权倾天下。属下的两位县令马上送来了三件稀世之作：著名书法家刘墉、翁方纲临摹的《兰亭集序》、北宋淳化祖本《王右军帖》、赵孟頫次子赵雍的“飞白竹”画，价值连城。曾国藩是识货之人，大饱眼福，惊为“祁门三宝”。送礼的七品县令以为二品总督大人肯定笑纳，没想到曾国藩以“世间尤物不敢妄取”而原物退还。这是他“居官以不要钱为本”的一个生动典型。

　　曾国藩始终对家族的繁荣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要求子孙勤俭持家，努力治学，睦邻友好，修身立德。他在家书中写道，“余教儿女辈惟以勤、俭、谦三字为主……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诸弟在家，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弟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他常对子女说，只要有学问，就不怕没饭吃。

　　曾国藩六世孙 曾樾：

　　当文正公带着家属到了南京两江衙署的时候，文正公的小女儿曾纪芬穿了一条还是她嫂嫂留下的一条镶着青花边的黄绸裤。文正公看后，很不满意，觉得她穿的那条裤子太花哨，就要求她马上换掉。没有办法，小女儿只能遵从，换了一条素雅一点儿的裤子，才算过去了。

　　1872年农历二月初四，一代尊儒曾国藩溘然长逝，留给子孙后代的，只有那一楼藏书、一套家书和一篇寄托着“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希冀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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