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抓住数字化时代机遇，适应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以数字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数字化如何赋能社会治理？如何提升数字化条件下各级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如何以数字治理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李韬。

　　科技创新始终是社会发展和治理变革的重要推动力，要顺应数字时代的时与势，把握数字化赋能社会治理的主要方面

　　记者：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科技创新始终是社会发展和治理变革的重要推动力。当今世界正处在波澜壮阔的数字化进程中，这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李韬：数字技术开辟了人类社会的全新图景，为人类文明发展创造了无限可能。当前，数字技术和应用正步入加速创新、代际跃迁、跨界融合的关键阶段，已全面渗透到生产生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防军事等各个领域，促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深刻变革。这给国家和社会治理带来了难得机遇，同时也带来了风险挑战。

　　依托数字化技术和平台赋能，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利化、透明化、普惠化的数字服务，开展更加精细化的治理，深刻改变着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在数字社会中，治理问题更加多变、更具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治理主体更加多元，利益诉求与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分化；治理逻辑特别是方式方法、工具路径更加多样，对治理参与者的技术适应性与数字能力要求更高。同时，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深入发展，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也相伴而生：隐私保护与数据安全问题，算法治理问题，垄断、竞争与创新问题，不同地区和群体之间的数字平权问题，数字适应性问题等日益突出。

　　面对数字化带来的巨大变革，我们需顺应数字时代的时与势，把握数字化赋能社会治理的主要方面，创新治理理念和方式，推动治理流程再造和模式优化，不断提升治理效能。

　　记者：数字化赋能社会治理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韬：数字治理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涵盖了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治理、数字社会治理、数字技术治理、数据治理等，既有“基于数字化的治理”，即运用数字化工具、手段、措施赋能现有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的过程；又有“对数字化的治理”，即针对数字世界涌现的各类复杂矛盾和问题的创新治理。谈及数字化对社会治理的赋能，广大党员干部尤其需要关注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治理等概念。

　　数字政府强调的是以数字化方式重塑政府运行过程和服务模式，强调政务活动内容的数字化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是创新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的重要举措，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服务型政府意义重大。

　　数字社会治理主要是指依托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对社会事务的治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数字社会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数字社会治理是数字治理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数字治理中最能体现共建共治共享价值理念的治理。

　　具体而言，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和应用，在重塑社会治理流程、提升治理效率、开辟公共服务新渠道、满足个性化便利化服务需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数字化为更加普惠、均等、共享的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新助力。数字技术和平台有助于有效提高社会治理效率、公共服务的普及性，促进包容性发展。一些传统的服务业在互联网平台的支撑下，可以改变服务的提供方式，将优质公共服务下沉到偏远地区，提升公共服务的便利化和均等化水平。如基于社会健康治理中的优质资源不均等、不均衡问题，依托数字化技术和平台，通过远程会诊、远程问诊等方式，有助于增强优质医疗资源的覆盖面。

　　数字化为多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提供了新载体。依托数字化服务平台，在政府主导下，平台和企业、行业组织、网络社群、公民个人等不同社会治理主体作为“节点”上线，不同治理主体能够通过数字化方式统筹协调各类资源、共享各类社会服务。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平台等数字化手段赋能，提高了治理过程中的信息透明度，使得社会服务各个环节透明公开，并向社会各主体开放意见反馈渠道、接受监督，契合了数字社会治理对外开放的服务理念，帮助解决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整体社会治理和服务效率。

　　数字化为社会治理的动态、协同、开放提供了新基础。数据和信息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础。不同层级、部门之间要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共建共治的数据池有利于改变传统的部门条块化、分割化治理造成的“九龙治水”式治理困境，以及与之相随的信息孤岛问题。数字化平台的动态性能够充分释放数据价值，形成动态治理模式，有助于改变传统政府的静态治理和反应滞后等问题。通过系统和数据打通，数据不停“跑腿”，极大缩减了社会服务流程，提高了治理效率。

　　新时代以来，我国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从国家层面部署推动建设数字社会，开启经济社会全面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社会治理变革

　　记者：进入新时代，在利用数字技术加强社会治理上，我们取得了怎样的成果？

　　李韬：新时代以来，我国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从国家层面部署推动建设数字社会，开启经济社会全面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社会治理变革。

　　数字政府建设与治理取得积极进展。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和服务，助力实现服务流程再造、提高政府服务效能，促使政府治理向更加科学、高效、透明、民主、包容、精细的方向发展。各级政府因地制宜创新治理实践，浙江的“最多跑一次”，上海的“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北京的12345热线“接诉即办”等极大方便了各类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也为创新政府治理模式、构建新型政务服务和数字治理体系提供了实践基础。

　　数字社会治理取得明显成效。依托数字技术和平台面向百姓提供个性化服务、开展精细化治理，既包含了以每人每户为中心的个性化数字化空间治理，也包含了覆盖每分每秒的全天候数字化时序治理，更包含了虚实融合的多维度数字化活动治理，这些都深刻改变着传统的社会治理。近年来，各级政府运用数字化手段创新公共服务供给，在智慧教育、智慧养老、智慧医疗、智慧社区等方面开展了积极探索，面向百姓提供个性化、精准化服务。同时，数据治理积极推进。相继出台数据安全法、《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等政策法规，明确提出国家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数据管理制度，提高数据质量和规范性，近日国家数据局的正式揭牌，必将推动数据安全、数据治理进入新的阶段。

　　记者：在不断深化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中，我们仍存在哪些不足？还有哪些难点需要突破？

　　李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到，当前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依然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亟待我们在实践中解决突破。

　　一是数字治理思维相对滞后。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首先要解决治理主体的思维问题，然而在现实中，存在少数干部对数字化认识不到位，对数字技术与应用要么敬而远之，要么缺乏敬畏。

　　二是数字治理能力不足、治理工具欠缺。面对数字化条件下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很不适应，没有摆脱路径依赖，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心有余而力不足，导致出现“一管即死，一放就乱”等现象。

　　同时还要看到，当前，对事关数字时代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大理论问题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与梳理，对事关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的治理之策还缺乏前瞻性战略研究，对遇到的问题与挑战有时还无法给出相对理性、客观、管长远的答案。

　　记者：“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要“建设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在您看来，在推进社会治理数字化方面，城市与乡村侧重点有哪些不同？

　　李韬：在推进社会治理数字化方面，城市与乡村有一些共同的特质，如治理主体更加多元化、治理手段更加多样化、治理效果更加精准化、治理过程更加透明化、治理流程更加科学化，等等。与此同时，城乡数字治理侧重点也有所差异。

　　在数字化主要应用场景方面，城市主要致力于实现智慧社区、智慧政务、智慧民生、智慧安防、智慧交通等全方位的智慧城市建设，以及推动各类公共服务应用场景的数字化改造，注重全面提高城市治理效能、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乡村更加注重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数字乡村的转型，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乡村事务管理智慧化、智慧农业等方面。

　　在数字化治理模式方面，城市更注重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比如城市在推进社会治理数字化过程中，更注重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同治理，通过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实现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和高效协作，提高城市治理的整体效能。乡村在推进社会治理数字化过程中，更侧重基层自治，即通过数字化手段，加强村民自治和社区治理，提高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在数字化的技术与应用方面，城市在推进社会治理数字化过程中，更注重科技创新和前沿技术的应用。例如，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提高城市治理的智能化和智慧化水平。乡村在推进社会治理数字化过程中，更注重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和推广，提高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推动数字技术在农村的广泛应用，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

　　城市与乡村在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方面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最终目标都是聚焦于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更好地用数字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创新治理方式、丰富治理手段、提高治理效率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我国社会数字化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发展，给党员干部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方式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党员干部应从哪些方面提升能力本领？

　　李韬：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信息化、数字化是现代化的先导力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没有社会治理的数字化，就没有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没有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实现。

　　在数字技术全方位改变传统社会运行逻辑的背景下，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监管方式方法遭到了冲击，对党员干部的思维、知识和技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面对变化，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提升对数字化发展规律的把握能力、对网络空间的治理能力、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驾驭能力、对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的保障能力等，更好地用数字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创新治理方式、丰富治理手段、提高治理效率。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要树立数字思维。数字治理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广大党员干部首先应树立数字治理思维，准确把握数字中国建设和数字治理的时代意义和科学内涵，以认知提升带动实践进步。要注重发挥智库和专业研究机构作用，加强对数字化发展与治理丰富实践的规律总结与科学分析，对事关数字时代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梳理，对事关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的治理之策进行前瞻性战略研究。

　　要强化数字社会治理过程的精细化、透明化、高效化、多元化。从实践层面来看，数字治理应着重把握好几个平衡，包括把握好政府主导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平衡，把握好行政逻辑、市场逻辑、技术逻辑与价值逻辑的平衡，把握好垂直治理与水平治理、分散化治理与集约化治理的平衡等。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和应用具有开放、透明、高效等特征，为把握好上述平衡提供了很好的数据和技术支撑。应推进社会治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规范管理与做好服务相统一，推动社会治理流程再造和模式优化，不断以数字化助力社会治理的科学化、高效化。

　　要坚持技术赋能，充分发挥市场、行政、法律、技术等多样化治理手段的作用。切实提高对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推动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与发展，以数字化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数字治理中面临的很多问题和挑战是与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相伴而生的，且这些问题具有复杂性、动态性、隐蔽性等特征，治理主体很难实现及时感知与预警。因此，应创新治理方式和手段，更好用数字化感知社会态势、拓宽沟通渠道、助力科学决策。另外，还应充分发挥市场化手段在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重视文化、伦理的重要作用。

　　要把公众福祉作为社会发展与治理的根本。寓治理于服务，充分发挥数字化平台聚资源、促配置的作用，使得优质的民生保障和社会服务能够更加可及。这一过程中，要努力提升微观个体数字能力，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中加大数字素养方面的培训，尤其加强对特殊群体的数字化教育培训，使得数字化发展成果能够惠及每一个群体。通过数字化平台和手段赋能，让最偏远的地区和低收入人口群体获得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提升公共服务的便利化和均等化水平，让基层群众在数字社会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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