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有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之称。“七十列传”主要是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贤臣良将的传记，其中有一篇《平津侯主父偃列传》，主要讲了公孙弘（平津侯）与主父偃两位西汉名臣施政为民的理念和经历，“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就出自该篇。这句话通俗易懂：治理国家之道，首先要使百姓富裕起来。

　　我们随便梳理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富民的思想可以说是贯穿在其中的重要经脉之一。近期一档电视节目《典籍里的中国》，就挖掘出了典籍里蕴含的思想精华，让它穿透数千年的历史时空，与当下观众形成精神上的共振，并且让《尚书》再一次走入我们的视野。

　　《尚书》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一部政治文献，记载了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其中，就有着鲜明的富民思想，主张社会稳定、发展生产，让人们安居乐业。

　　《尚书》中有一段舜对掌管地方的十二名官员谆谆叮嘱的话：“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其主旨大意就是：衣食才是黎民生存的根本大事，你们务必要放在心上。这段话表达着舜对百姓衣食生活的关切。因为对于上古时代的初民而言，能够解决衣食温饱，已经是莫大的生活目标了。所以，舜任命弃担任专司农业生产的官员，“播时百谷”以解黎民之饥。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尽管思想上争鸣不已，但是在对待富民的态度上则是一致的。

　　尤其是儒家，将富民思想不断完善，发展成安邦治国的道理。比如孔子提出“足食”“富而后教”，主张百姓的富足是实施礼乐教化的前提，国富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孟子在见梁惠王时，提出了一系列富民措施，这样才能使“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

　　其他诸家，如法家的《管子》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道家虽然有着无为的特征，但是老子的《道德经》中明确提出“我无事而民自富”；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从秦汉开始，国家一统，车同轨、书同文，富民思想可以说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西汉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倡导“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司马迁主张顺应百姓求富的愿望，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明确提出：“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此后的魏晋隋唐至明清，传统中国的社会模式和样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变化，中华文明也越来越博大精深，尽管封建社会中存在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但是国富民强的主体发展脉络，未有丝毫动摇。

　　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感慨，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憧憬，再到孙中山“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的夙愿，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深深渴望。

　　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发展前进的接力棒交到了中国共产党手中。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庄严宣告，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份祖祖辈辈几千年的历史宏愿彻底成为现实。

　　铁一般的事实雄辩证明，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加自觉地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多令世界瞩目的人间奇迹。（刘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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